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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6-13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或者叫“资金总量”,是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经济运行的结果,也是经济运行的动力之源。在中国,城市资金总量反应的不仅是自身GDP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也跟这个城市在区域的辐射影响力紧密相关。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通过对各主要城市资金总量及增速的统计发现,2015年北京上海深圳仍高居前三,广州与深圳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增速方面,合肥、郑州、武汉、长沙等中西部省城和南京、深圳这几个沿海城市的增速名列前茅。 北上深领衔 作为强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均是名副其实的全国中心城市,两城的资金总量均在10万亿以上,遥遥领先于其它城市。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末全市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128573亿元,比年初增加15248.7亿元。上海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03760.60亿元,比年初增加13328.75亿元 在京沪之后,是深圳和广州两个弱一线城市。两个城市的资金总量之和大致与上海相当,这样的格局大抵符合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即北边有北京、东边有上海,而南边的中心则相对平摊到两个城市里面。 只不过,虽然同样是一线城市,但广州这些年的资金增速相对缓慢。历史数据显示,在2000年的时候,广州的资金总量接近上海、北京,这也是“北上广”并列的基础。那时,广州一个城市的资金总量相当于天津、重庆、杭州三大城市之和,或者相当于两个深圳。但现如今,广州的资金总量仅为北京的三分之一,上海的一半不到,更是被深圳反超并逐渐拉下距离。 来自深圳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2月末,全市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总额57778.90亿元,增长15.6%,比广州同期高出将近3个百分点。去年股市火爆,受益最大的就是深圳。再加上深圳楼市火爆,资金总量增速也比较快。在总量方面,目前广州与深圳相差近1.5万亿。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广州相较其他三个一线城市资金增长缓慢,有几个主要原因,一是这些年广州的房地产市场比较温和,目前广州的房价仅为其他三个一线城市的一半左右。因此沉淀的资金也相对比较少。 其次,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上市公司都比广州多很多,这些地方都是基金、私募等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方。“广州干的都是批发市场里开个店铺等小买卖,有点小富即安,没有太多暴发户。”彭澎说。第三,这些年广州在创新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方面比较落后,产业结构转型缓慢也影响了资金的聚集。 不过,虽然广州的资金增长缓慢,但短期内保住老四的位置还是没有太大问题。毕竟身后的第五名成都与广州有1万多亿的差距。在成都之后,杭州、重庆、天津、南京、苏州分列6到10位。 省城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与各个城市自身的GDP相比,前四名北上深广大体基本对应,例如GDP第2的北京作为首都众多央企总部所在地,资金总量超过上海也属正常,深圳作为深交所的所在地,聚集了大批金融机构,后发赶超广州也在情理之中。 相比之下,后面的城市资金总量的排名与自身GDP的“错位度”就比较大。比如GDP总量分列第9和第10的成都和杭州,资金总量高居第5、第6,超过了天津和重庆两大直辖市。 对此,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成都和杭州作为省会,都是所在省的首位度城市,吸收了全省最好的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因此这些省会城市的资金不仅来源于自身,其背后也代表了所在的省份的经济实力。 彭澎说,像成都、杭州这些生活城市的医疗、教育、文化的资源在所在省份最好,因此对资金的聚集能力很强。比如杭州的环境这么好,浙江省内的富豪们很多都到杭州去居住。 “作为一个城市而言,成都和杭州的经济总量不如重庆和天津。但作为一个省域而言,浙江和四川的经济总量要远大于重庆和天津,因此杭州和成都的资金总量超过重庆天津这两大直辖市也很正常。”丁长发说。 类似的“错位”还有,经济总量第26位的西安,资金总量高居第12位,经济总量第18的郑州,资金总量高居第13。 相比之下,一些非省会城市资金总量的排位明显低于GDP排名,比如经济总量第七的苏州,资金总量位居第十,不如省城南京;GDP第12的青岛,资金总量第20,不如省城济南;GDP第13位的无锡,资金总量仅为第19;佛山和东莞的GDP分别位列16和21位,但资金总量分别是22和26位。 在增速方面,省会与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差距更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39.8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5.3万亿元,增加12.4%。也就是说,低于10%的城市,资金增速明显跑输大盘。 这其中,大连、无锡、青岛、东莞和佛山这几个城市的资金增速都低于10%,东莞资金增速只有5.8%,佛山也只有4.02%,无锡也只有6.10%。而苏州10.5%的增速也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与这些城市相反,省会城市的资金增速可谓十分亮眼。这其中,中部地区的合肥、长沙、武汉和郑州四个省会城市均大幅领先于全国水平,其中合肥最高,达到了17.3%。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最高的是南京,增速达到了16.9%。杭州也达到了13.9%。非省会城市中,只有深圳达到了15.6%,这主要得益于深圳发达的金融等第三产业和和领先全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传统制造业强的城市资金增速都比较慢。”彭澎说,目前传统制造业仍不太景气,虽然当前货币政策较为宽松,但制造业显然不是资金流向的首选。这是因为目前制造业产业过剩很严重,“资本是逐利的,增加的资金更加偏好一些轻资产的行业,以及一些暴利的行业和部门。” 丁长发说,目前我国传统制造业面临资金周期的挑战,比如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各种成本的提高,制造业的利润大幅摊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是逐利的,像南京等省会城市拥有全省最好的教育、医疗、文化、金融等各种资源,因此资金更容易向这些区位性比较好的省会城市转移。 丁长发认为,尽管我们资金能流入到实体制造业,但是因为目前我国制造业大多是‘大众化’的,核心竞争力仍然欠缺,因此很多人跑到海外购物。“资本的本质是逐利和追求安全性的。实体制造业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在成本大幅飙升的情况下,很多资金就离开实体制造业,转移到大城市的楼市等领域。”(第一财经日报)“白手套”,既能提供保护,又能遮掩实质。在现实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也用“白手套”来自我掩护。贪腐时,他们自己隐身幕后,或设置中间环节,“左手转右手”,巧取豪夺;或“一人当官,全家发财”,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以经商办企业、包揽工程、批发项目等形式,实现权力变现。随着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党员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止。但仍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顶风违纪,其经商获利手段也呈现出隐蔽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办企业非法获利 “白手套”频现禁止党员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是条红线。从1985年出台的《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到2015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都对党员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经商办企业做出了明确规定。但近年来曝光的案例显示,党员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依旧屡禁不止,并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亲友裙带。党员领导干部与亲友一起创办企业,并利用其影响力确保企业获得稳定收入,从中谋取好处或分红。比如,湖南省衡阳市城乡规划局原副局长欧黎明路子很“野”。1998年至2014年3月间,欧黎明与他人合伙经营一间茶楼。这间小小的茶楼,成为衡阳搞房地产开发的老板们的重要聚集地。10多年时间,欧黎明从该茶楼获利分红总计达220万余元。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委员、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家星,就因默许纵容、支持放任亲属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敛财牟利等违纪行为,被开除党籍。 权股交易。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权力影响、信息优势等,为相关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企业无偿赠送“赚了分红,赔了不亏”的股份。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为了逃避监督,甚至不图直接的利益,而等卸任后收取“回报”。某省的一个副市长,私欲膨胀、胆大妄为。某企业出资兴办煤矿,原来计划2年半建成,这位副市长问企业要干股钱,企业拖着没给,副市长百般刁难,结果8年没有建成。最后,老板给了他上亿元的钱,才把煤矿转出去。 幕后指挥。党员领导干部以不实名的方式独立投资创建经济实体,委托善于经营管理且信得过的人员担任法人代表,经营打点业务,自己隐身幕后决策指挥。比如,四川省宜宾市农能办原主任张滨鸿,利用职权,违规将市农能办下属事业单位蓝光环境能源工程设计室改制成蓝光环境能源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并成为该公司的幕后操纵者和实际经营者,大肆进行职务范围内关联交易,获利高达100万元。违规经商办企业 缘何成顽疾上海市通过全覆盖的申报以及后续的核实甄别发现,182名领导干部踩到了亲属经商办企业相关规定的“红线”;河北省全力查处“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为亲友经商谋利现象普遍”问题,共立案34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9人,移送司法机关4人;黑龙江省发现配偶子女涉嫌在本人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的有126人,正督促整改……现实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戴着“白手套”游走于“官”“商”的边界。殊不知,此举犹如临深渊、履薄冰,往往得不偿失,甚至会导致家破人亡。为何违规经商获利屡禁不止成了顽疾呢?经商,首先需要资本或资源,其次需要精力和经验。《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认为,有的行业看起来门槛很高,但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影响、人脉关系可以弥补资金的不足;而在机构改革和班子调整中退居二线、担任非领导职务的党员领导干部中的有些人,更具有“全天候”经商的条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贫富差距的加大,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心理开始失衡。“福利待遇虽然不高但有保障,他们既不舍得放弃既有稳定的生活,又期望享受更高的生活品质。”福建省仙游县纪委干部林丹说。一方面权力运行缺乏监管,另一方面有些禁令“只禁不令”,缺乏可操作性与惩戒力度。一些地方对党员领导干部经商持“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问题发生后,相关部门甚至是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也忙着推卸责任。低风险加高收益,经商办企业成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优选项”。福建省德化县纪委干部陈泰山认为,党员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各种优势资源,当监督缺失、惩戒乏力时,就容易产生变相的权力寻租,更有甚者借经商之便把贪污、受贿等“黑钱”洗干净。强效治疴 需多方发力戴着“白手套”经商获利,不仅会造成社会不公、扰乱经济秩序,而且会干扰和阻碍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治理党员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脱掉其戴着的“白手套”,刻不容缓。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干部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上海市《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也已公布实施。规范党员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的制度正在逐步完善。“要严格界定范围,什么级别的领导干部、在什么范围内的亲友、在什么领域内不得经商办企业,都应当给出明确界限,不能似是而非、边界模糊,导致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要对避免利益冲突的各种情形进行细致划分和详尽规定,从法规制度层面堵住不法利益的输送渠道。除了明令禁止,还应当加大惩戒力度。有专家建议,要完善公务员管理机制,实现日常考核与硬性淘汰相结合、职业规划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同时,领导干部要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特别是注明财产来源,对说不清来源的财产要一查到底。“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再好的制度不执行都会形同虚设,就像老百姓常说的‘针眼大的窟窿透出斗大的风’。”福建省宁化县纪委宣教室主任邱北苓说,要做到发现问题一律核查,核查处理一律从快,查处问题一律从严,并在第一时间点名曝光,形成震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要对党员领导干部经商监管不力的单位一把手严厉问责。在加强内部监督的同时,进一步拓宽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重视群众举报等,让监管成为千里眼、顺风耳,让党员领导干部不能“经商”“从政”两头占。“如果说制度设计能够实现‘不能’,法律惩治能够促使‘不敢’,教育引导则重在提升公务员的道德水准和自律意识,最终达到‘不想’。”福建省沙县纪委副书记陈功斌建议,在加强监管、严肃惩处的同时,尤须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与引导。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问:据报道,比利时首相米歇尔为处理布鲁塞尔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已取消访华计划。请证实。答:昨天,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已在第一时间分别向比利时国王菲利普、首相米歇尔致慰问电。中方对恐怖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向遇难者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愿同比利时加强安全和反恐合作,共同推动国际社会齐心协力、标本兼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各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比方已向中方确认,因处理国内应急事务需要,米歇尔首相无法按原计划访华。中方对此表示理解,将就有关事宜同比方保持沟通。 问:俄罗斯副总理本周是否来华出席博鳌论坛年会?答: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即将举行。应李克强总理邀请,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及其他一些外国政要将应邀出席年会。 问:有报道称,中国渔船和印尼巡逻船冲突事件发生后,中方要求印尼方面不要向媒体公开。请证实。答:我们都看到了有关印尼官员就此事向媒体介绍情况的报道。中国和印尼是友好邻邦,相信双方本着友好协商和对话的精神,尽快妥善处理好有关问题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和印尼方面一直并将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问:据报道,印尼方面就日前中国海警船进入南海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答:3月19日中国渔船被印尼武装船只袭扰后,中国海警船前往施援,并未进入印尼领海。目前中方和印尼方面正就此保持密切沟通。我们已向印尼方面表明中方立场,要求印尼方面释放被扣押的中国渔船,并保证渔民的人身安全。希望印尼方面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尽快同中方通过沟通妥善处理好有关事件。 你刚才提到主权争议,我还要纠正你的说法。印尼对中国南沙群岛没有提出领土要求。纳土纳群岛主权属于印尼,中方对此也无异议。对于双方在海上的分歧,我们一向主张并在实践中通过双边友好沟通与协商妥善处理。 问:台湾当局今天邀请部分外国媒体参访太平岛,中国大陆对此是否表示关切?是否认为这一做法合适?菲律宾也经常邀请外国记者赴有关岛礁参观,中方为何不允许外国记者到中方驻守岛礁采访?答:南沙群岛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海峡两岸中国人都有责任维护中华民族的祖产。 我注意到你非常关心组织外国记者去南沙有关岛礁参访事宜。目前,中方南沙有关驻守岛礁正在建设之中。待条件成熟后,我们会予以考虑。 问:据报道,日本将于3月29日起正式实施新安保法,中方对此有何评论?答: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政策动向一直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我们希望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重视亚洲邻国安全关切,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多做有利于地区国家间增进互信、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问:有报道称朝鲜外交官在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并作出赔偿,中方能否证实?答:2月10日凌晨,丹东市发生一起朝鲜驻华领事官员驾车与一辆出租车相撞事故,造成出租车司机及车上1名乘客不幸身亡。当地交管部门及时对事故进行了调查处理,朝领事官员已对中方死者家属进行了赔偿。 问:德国总统高克今天在上海一所大学发表演讲,其中提到人权、公民社会等问题,中方对此有何回应?答:我还没有看到高克总统有关演讲的报道。我们注意到,高克总统此次是怀着增进对中国全面、客观了解的态度来华访问的。他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见、会谈的时候也表达了这一态度。高克总统在同习近平主席会谈时表示,德中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能够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推进双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确,中德两国在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不同,但只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精神,加强对话,就能不断增进互信、加强合作,使中德关系继续成为中欧关系的领跑者,这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问:据报道,中国中兴公司昨天获得美国政府临时出口许可,中方对此是否表示欢迎?答:我们注意到美国商务部和中兴公司分别发表的有关声明。希望双方继续通过对话和磋商,尽快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确保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发展,这符合双方利益。 问:据一些日本媒体报道,中国营口港、潍坊港等已全面禁止朝鲜船只靠港。你能否证实?答:首先,我要重申,中方会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全面、完整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日一些媒体报道称,中国港口全面禁止朝鲜船只靠港。中方相关主管部门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核实,上述报道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不清楚这些消息从何而来。希望有关媒体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报道,不要捕风捉影,更不要编造新闻。 问:据报道,美国政府官员称希就在韩部署“萨德”系统与中方进行技术对话,向中方解释该系统只是为防御朝鲜进攻韩国,而非针对中国,中方是否愿就此与美方进行对话?答:“萨德”绝非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中方在反导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对有关问题的实质与危害有着清醒认识。任何国家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应考虑别国安全利益和地区和平稳定。当前朝鲜半岛局势高度复杂敏感,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慎重处理有关问题,不要做有损中国战略安全利益的事情。3月23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全国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全国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3月23日在京召开,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克强总理和孟建柱同志要求,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毫不松懈地抓好各项禁毒工作措施的落实,最大限度减少毒品社会危害,努力夺取禁毒人民战争新胜利。郭声琨充分肯定2015年禁毒工作取得的成绩,向长期战斗在禁毒斗争第一线的广大禁毒工作者表示崇高敬意,向关心支持禁毒工作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郭声琨要求,要大力加强毒品预防教育,紧紧围绕禁毒法实施日、国际禁毒日等重要节点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活动,紧紧围绕青少年群体全面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6 27”工程,紧紧围绕易染毒人群深入开展“百万禁毒志愿者进千万家庭”活动,不断提高全民禁毒意识。要深入实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程,切实加强吸毒人员排查发现和查处登记工作,积极推进吸毒人员网格化管理服务试点工作,努力让吸毒人员戒断毒瘾、融入社会。郭声琨强调,要创新缉毒执法工作机制,依法从重从快打击毒品犯罪活动。要完善禁毒堵源截流工作,开展数字化查控体系建设和跨省区联查联控,着力提升整体发现、精确打击能力。要以侦办专案为抓手,以情报研判为支撑,强化制毒人员排查管控和涉毒资金调查追缴,彻底摧毁制贩毒犯罪团伙。要深入开展禁毒执法国际合作,严厉打击跨国跨境毒品犯罪,持续减轻境外毒源对我危害。郭声琨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综合治理,对毒品问题严重地区进行分级分类综合整治,限期扭转毒品问题严重的状况。要建立易制毒化学品流失追溯制度,加强各环节监管,规范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管理秩序,严肃处理违法违规企业。要继续开展网络扫毒专项行动,落实互联网企业主体责任,努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郭声琨强调,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禁毒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来部署,置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来推进,积极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禁毒委员会组织协调、各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禁毒工作格局。要不断健全禁毒法规制度,深化禁毒执法规范化建设,着力提高禁毒工作法治化水平。要大力推进禁毒信息化建设,强化禁毒经费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禁毒队伍业务培训和教育管理,为禁毒工作奠定坚实基础。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禁毒委副主任汪永清主持全国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广东、贵阳、财政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地区和部门在会上发言。在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办主任刘跃进汇报了2015年禁毒工作情况、当前毒品形势和2016年禁毒工作建议,最高法、卫计委、发改委、民政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团中央等6个成员单位汇报了赴各地督导检查落实中央关于加强禁毒工作决策部署的情况。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委员、联络员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出席主会场会议,各地禁毒委、禁毒办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在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仇保兴看来,现在一些智慧城市的概念被企业绑架,沦为假的、空的智慧城市【财新网】(记者 杨砚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智能建筑、智能社区到智能地球,有关未来智慧城市的讨论层出不穷,近两年,中国各大城市也开始纷纷推行智慧化,尝试用智能手段解决城市病以及方便人们生活。不过,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仇保兴3月23日在博鳌论坛上指出,智慧城市是新概念,很容易被误导,应避免发展所谓的假的、空的智慧城市。仇保兴指出,传统城市是指基础设施等建筑的叠加,其本质也是以人为本,而智慧城市则应使人们不仅拥有传统的基础设施,同时通过智慧城市的信息手段,使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建设的城市也更美好,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然而,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新概念,现在常常被误导,甚至被企业绑架,成为一些企业推销产品的噱头,但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智慧城市根本不解决任何问题。在仇保兴看来,真正的智慧城市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种针对城市病,如智慧的解决城市的交通安全、供水或者自然灾害威胁等问题,尤其是在现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城市交通拥堵加剧,每一种城市病都可以尝试通过智慧手段,将资源重新配置,方便人们出行生活,解决城市病。第二种智慧城市则对应的是节能减排,通过运用新技术,开发一系列的新产品实现节能减排,如交通节能、建筑节能、水节能等等,解决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让城市的运营发展更加环保。仇保兴续指,第三类则是运用智慧手段改善政府治理绩效,通过提供精细化、数字化的服务,让政府更好的成为老百姓的“大保姆”,同时能够加强监督作用,严格考核政府表现,“干得好的一目了然”。仇保兴表示,目前这三类健康的智慧城市已经开始在中国逐步发芽推广了,大约有二、三十个城市发展的比较好,不过,也有一、两百个还在“拨乱反正”。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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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向比利时国王菲利普致慰问电,对袭击行径予以强烈谴责,向不幸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威胁。中方愿同比利时加强安全和反恐合作,共同推动国际社会齐心协力、标本兼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中比两国和世界和平稳定。(外交部网站)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3月23日,沈阳市长潘利国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回应“零首付”时称:这是个误会。潘利国表示,沈阳想把更多大学生留在沈阳,“大学生买房的问题一直在探讨,零首付是大家提的建议和要求,还不算最后政策,还在论证中。” 3月1日,《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公布,支持高校在校生和毕业生首付比例实行“零首付”政策,但随后当天晚上,沈阳官方表示,该政策还处于前期调研论证阶段,暂不具备出台条件。 潘利国表示,2015年沈阳房产销售面积1640万平米,比2014年增长了13.2%。 潘利国称,从去年开始,沈阳房地产去库存就取得了很大成效,去年在供地方面,做了一个制度安排,去年佘房地产税收以及各种收入下降了75%,“去年一方面摆脱了土地财政的依赖,但把房地产去库存做的非常好。” 潘利国称,目前有个想法,以家庭为单位,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公积金只交了6个月,“但你父母有公积金,他可以替你来交首付,零首付还在论证,有的开发商愿意这样出台。”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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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利成为很多行业安全事件爆发的最终原因,疫苗领域也如此,影响疫苗安全的逐利行为一直在暗中持续。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地要求把控疫苗安全所涉及的环节,从生产的批签发、到销售环节的资质认证,以及疫苗的追溯体系电子监管码,乃至于终端接种点的告知签字,暴露在利益之下的疫苗安全仍时时受到威胁。这其中,中国疾病控制系统存在的空白与监管真空,开始暴露出向下沉积与隐匿的风险。自费疫苗的“生意”为了更好地维护生命健康,国家出台了免疫规划,一类疫苗幸运地被国家统一招标和统一配送,且免费接种之后,没有人再偷窥它的利益。但是二类疫苗俨然已经成为商品,除了它所携带的预防疾病的使命之外,它已经被推向了市场。根据我国对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监管规定,疫苗分为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其中国家免疫规划中的疫苗品种作为一类疫苗,全部由接种单位上报接种计划,国家统一免费分配发放;需自费接种的二类疫苗,则可由具有相关资质的疫苗经营企业向疾控机构或接种单位直接提供。作为高风险特殊药品管理的疫苗,目前在我国实行严格的批签发制度。从事疫苗生产和经营的企业,也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 疫苗生产企业、批发企业和各级疾控部门等接种单位,在政策壁垒内构成了疫苗产业的共同生态。而自由定价的二类疫苗,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一产业内最大的生意。一支二类苗正常的流通方式是生产厂家→经销商→省疾控→市疾控→县疾控→接种点。这个过程中层层加价,空间巨大,即使疾控系统内流动也要加价。巨大的空间是疫苗贩子赚钱的基础。一翻几倍的利益空间二类疫苗更是养活了很多环节的人。“在SARS之前,很多基层疾控体系基本没有政府支持,都是靠自己找饭吃,很多人都自己找买卖做,甚至卖煤球炉子。”一位卫生系统的人士表示。正是长期这种自食其力的生存习惯,导致了倒卖低价近效期疫苗的出现,也造就了更大的利润空间。“对于二类疫苗,每个省份的政策不同,但多数还是以疾控系统为主要中转站,企业会把疫苗通过代理商销售给疾控部门,疾病部门再分发到各级疾控系统以及抵达接种点,但是这个传递过程中,每层的价格都不同,比如疾控以每支20元采购的疫苗,会以60元的价格销售给下一级,而下一级单位会再以100多元价格卖给接种者。但是二类疫苗的空间存在于可以不走疾控系统,也可以买其他机构的疫苗,于是就出现了疫苗销售公司、代表等,窜货就出现。同样的疫苗,他们只要30元一支,接种点当然要这支加价空间更大的疫苗。”一位基层食药监部门的人士表示。“每个企业对于二类苗都有自己的销售途径,有的企业拥有自己的销售队伍,有的企业是经过代理商模式进行销售,然后总代理商再往下继续分级。但是二类疫苗多数还是以销售到疾控部门为主,不针对医疗机构的接种点,因为配送比较麻烦。二类苗进入疾控部门之后,由疾控部门再往下分发。但是由于二类疫苗属于自愿接种,数量就很难控制,疫苗很容易出现近效期疫苗,一旦出现这样的疫苗,为了处理库存,无论是经销商还是疾控部门都会出现大甩卖的事情,这些甩卖的疫苗很多都流向了个人代理那里,然后再以比较低的价格进入接种点。”一位疫苗生产企业的人士表示。“对于这些近效期的疫苗,如果没有资质的个人想买走,疾控部门或者疫苗经销商,他们都会帮个人搞定资质,找一个有资质的公司,挂牌,走货,谁也不知道那些近效期的疫苗去了哪里。因为近效期的疫苗都是低价处理,谁也不想坏在自己手上,更何况,又有需要低价疫苗的地方,就给这些窜货的个人带来了空间。”上述地方药监体系人员表示。2015年11月,四川广元市纪委公布近期查处的一起疾控系统腐败窝案,就是工作人员在疫苗采购和销售过程中吃拿回扣,基层接种站违规加价。经调查,广元疾控中心原副主任刘某交代,当地市、县疾控系统多名干部存在收受贿赂的问题,甚至以主动提高疫苗进价,加价部分作为额外回扣的方式疯狂敛财。2012年,时任广元市朝天区疾控中心主任孙某主动要求供应商将乙脑疫苗价格从20元/支提高到40元/支,其中虚高的20元由供应商和疾控中心干部瓜分,孙某从中分得9.6万元。办案人员发现,2008年以来,广元市县两级采购疫苗总量达6000多万元,仅供应商赵某所占份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据赵某交代,为了保证市场份额,他根据疫苗品种、采购方式和干部作用大小,制定了一套具体、详细的“回扣标准”,并与相关人员达成默契,分别按10元、5元、1元等不同标准给疾控系统的干部提取回扣,销售回款一笔,马上结算一笔,严格按照“潜规则”办事。电子监管码的监管“真空”而一度被推崇的电子监管码再度站在了漩涡中心。始于2006年的药品电子监管码制度是通过药品电子监管码全流程覆盖,实现药品追溯信息化监管,在最小单位包装(一瓶、一针、一片)上都有监管码可以追踪 在出现问题时第一时间追溯流向,尽快回收,最大程度地减少危害是这一制度最大的亮点。而这一制度也历经数次法规更新直至成为所有药品必须强制“赋码”。2015年1月,CFDA发布《关于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全面实施药品电子监管有关事宜的公告》,要求2015年12月31日前,境内药品制剂生产企业、进口药品制药厂商须全部入网,2016年1月1日后生产的药品制剂应做到全部赋码,自此,中国境内所有的药品开始进入药品电子监管码系统。“如果产品使用单位严格执行产品可追溯体系(电子监管码),就可以明确产品的来源是合法还是非法渠道,除非明知故犯。”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牛正乾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而现阶段疫苗的安全事件已经显示,药品监管码制度并没有被真正执行,所以才会造成到目前都无法追踪到最终流向的状况。“医院系统对扫码的事情一直是个真空,现在医院的药品销售占整体国内市场的80%,但其实入库时根本就不扫码。”昨日,有不愿具名的疫苗行业从业者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2016年1月,湖南养天和大药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强推药监码违法”为由起诉食药总局,其中也对这一现行制度的实际作用提出了质疑。养天和董事长李能此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药品监管目前还没实现全链闭环,只是在工业、商业、零售三个环节进行了强制性监管,而最大流量的医院暂不服从监管,无法形成更有价值的药品全程监管。从属于卫生系统的全国疾控中心系统,正是处于这样的“空白”中。“现在真实的情况是,疫苗出了厂家或经营公司后,监管码到疾控实际很难起作用。”3月20日,某知名疫苗企业相关负责人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CFDA的电子监管码系统是封闭的,全国疾控系统没法读取,导致脱节。”她进一步告诉记者,比如企业的疫苗发货时扫描监管码,到经销商处接收时也扫描,再发给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时也会扫码,但是到了CDC之后好像就不一定了,有些地方都没这条件。CDC想查监管码也查不了,只能通过药监。近年来有几个省份的CDC就只好自己建监管码信息网络,但前提是要供货方按他们系统格式将相关监管码给到他们,然后才能逐级扫。”她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官网上的内容也侧面印证了全国疾控系统信息化建设粗放的现状。2014年6月23日,CDC官网发布的《湖南省疾控中心信息化建设工作经验在全国推广》一文中,湖南疾控中心的信息化建设作为全行业的先进经验被推广。文中明确指出:“在中国疾控中心大力支持和省卫生厅的高度重视下,湖南省疾控中心承建的国家三级卫生信息平台试点项目(疾控云平台)涵盖了慢性病管理、出生与死因监测、艾滋病防治、结核病防治、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管理五大业务系统,免疫规划管理及疫苗监管信息系统是疾控云平台的一部分,是基于疫苗电子监管码进行开发和部署。”在这篇文章中,湖南省疾控中心纪委汤清波书记的报告“引起了会议代表的极大兴趣,大家一致认为,疾控信息化是疾控业务管理由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的关键措施”。而此时,已经距离药品电子监管码最初的推行过去了将近10年,为什么如此庞大的全国疾控系统没有对接上出于安全性考虑的监管码系统?“因为药品监管本来就是药监的事情,但药监局的电子监管码系统并不能和卫计委下属的CDC已有系统连接。”前述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她指出,理想状态下,如果每个接种点都已联网,且能接入监管码系统,那如果有一个孩子去接种时,只需要扫一下接种本上的条码调出这个孩子信息,再扫一下疫苗上的电子监管码就能对应上疫苗的信息,这样如果每一次接种都如此执行,就不会存在现在这样的问题了。“但问题就在于首先疾控体系目前信息化水平没这么高,另一方面两个系统不能互通,相互都没法全程追溯 药监只掌握了前半段,疾控只掌握了后半段,这还是有系统的,没系统的更不好掌握。”她谈到。“不止这样,实际上,新版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很高,但实际上各级疾控,特别是基层疾控根本就达不到要求,比如要求冷库温度联网实时监控。”该负责人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技术的问题之外,现实的问题似乎更加尴尬。电子监管码属于国家药监局,CDC属于卫计委,两个平行部门之间的行政技术对接并不简单;而对隶属于卫计委主要依靠国家拨款的全国CDC系统来说,电子监管码的巨大投入也是一笔不得不考虑的障碍。此前,连锁药店行业就曾指出电子监管码耗资巨大。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002727.SZ)总裁赵飚就认为,实施电子监管码工程将使中国的老百姓每年在药品的开支上凭空增加300亿的支出;而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曾在“两会”期间表示:“以千家门店的零售连锁药店为例,药品电子监管码需要软硬件改造投资超过3000万元,而增加的人工费用更是超过5000万元/年。”“更主要的是,在取消了垂直管理后,国家药监局对各地的药监局现在既没有财务拨款,也没有人事任免权,只是一个业务指导,地方药监局对掌握其升迁的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有很多利益纠葛和顾忌,‘不好管’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昨日,有接近药监局方面人士表示。他山之石:美国的疫苗管理事实上,美国的疫苗管理也是在惨烈的疫苗安全事件后逐渐完善的。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宋华琳此前曾撰文指出,在美国疫苗监管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1955年的Cutter实验室事件。Cutter实验室制备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由于在用福尔马林灭活相应病毒时不够彻底,未能杀死所有病毒,12万名儿童接种了Cutter实验室的疫苗,结果造成4万名儿童染病,其中260人瘫痪,110人死亡。这导致美国对疫苗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标准,进行更为严格的控制。国立卫生研究院将所属的生物制品控制实验室升格为下辖7个实验室,具有独立实体地位的生物标准部,并促使了疫苗不良反应监测体系的兴起。1972年7月1日,生物标准部成建制地并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目前,美国FDA的生物制品审评和研究中心(CBER)在疫苗监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宋华琳指出,FDA的生物制品审评和研究中心,组成了一支由下设疫苗研究和审评办公室负责,并由下设生物统计和流行病学办公室,沟通、培训和生产商援助办公室,执法和生物制品质量办公室,主任办公室等部门代表组成的疫苗安全团队,对疫苗安全问题做出快速反应。当FDA认为已上市疫苗对公众健康有即刻的或实质性的危险时,可责令疫苗生产商将其疫苗召回或下架。但中国现行法律对疫苗的非法经营并不严苛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具备疫苗经营资质而经营疫苗,是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最高可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明知他人不具备合法经营资质、仍提供疫苗的,依法可作为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来源:一财网 王蔚佳 马晓华)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李嘉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李嘉简历李嘉,男,1964年9月生,籍贯湖南湘阴,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1987年7月参加工作,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珠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1983年9月-1987年7月在中山大学电子系电子学专业学习;1987年7月-1991年9月任中山大学团委干事;1991年9月-1994年12月任中山大学团委副书记(1993年3月正科,1994年5月副处);1994年12月-1996年1月任团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96年1月-1996年11月任团省委宣传部部长;1996年11月-1998年12月任团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其间:1994年9月-1997年12月在中山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1996年9月-1997年1月在省委党校中青班学习);1998年12月-2001年7月任团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2001年7月-2003年5月任团省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2003年5月-2005年12月任梅州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2005年12月-2006年1月任梅州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副市长;2006年1月-2007年1月任梅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07年1月-2010年7月任梅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其间:1999年9月-2007年7月在中山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2010年7月-2011年1月任梅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2011年1月-2012年2月任梅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2年2月-2012年5月任珠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珠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2012年5月-2012年11月任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珠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2012年11月起,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珠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简历摘自中国共产党珠海市委员会网站)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在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仇保兴看来,现在一些智慧城市的概念被企业绑架,沦为假的、空的智慧城市【财新网】(记者 杨砚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智能建筑、智能社区到智能地球,有关未来智慧城市的讨论层出不穷,近两年,中国各大城市也开始纷纷推行智慧化,尝试用智能手段解决城市病以及方便人们生活。不过,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仇保兴3月23日在博鳌论坛上指出,智慧城市是新概念,很容易被误导,应避免发展所谓的假的、空的智慧城市。仇保兴指出,传统城市是指基础设施等建筑的叠加,其本质也是以人为本,而智慧城市则应使人们不仅拥有传统的基础设施,同时通过智慧城市的信息手段,使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建设的城市也更美好,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然而,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新概念,现在常常被误导,甚至被企业绑架,成为一些企业推销产品的噱头,但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智慧城市根本不解决任何问题。在仇保兴看来,真正的智慧城市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种针对城市病,如智慧的解决城市的交通安全、供水或者自然灾害威胁等问题,尤其是在现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城市交通拥堵加剧,每一种城市病都可以尝试通过智慧手段,将资源重新配置,方便人们出行生活,解决城市病。第二种智慧城市则对应的是节能减排,通过运用新技术,开发一系列的新产品实现节能减排,如交通节能、建筑节能、水节能等等,解决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让城市的运营发展更加环保。仇保兴续指,第三类则是运用智慧手段改善政府治理绩效,通过提供精细化、数字化的服务,让政府更好的成为老百姓的“大保姆”,同时能够加强监督作用,严格考核政府表现,“干得好的一目了然”。仇保兴表示,目前这三类健康的智慧城市已经开始在中国逐步发芽推广了,大约有二、三十个城市发展的比较好,不过,也有一、两百个还在“拨乱反正”。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新京报快讯(记者赵毅波)国家外汇局3月23日下午表示,近日,路透社报道《中国对基金经理的境外投资进行查问》,此新闻与事实不符,外汇局未发布相关问卷调查。据路透社报道,两名参与调查问卷的基金经理向路透表示,外管局向一些参加QDII的基金经理进行了问卷调查,要求其提供外币配额使用情况及客户对海外产品的需求状况。该举措反映了外管局对资本外流的担忧。QDII(即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认可本地机构投资者机制)是允许在资本帐项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内地投资者往海外资本市场进行投资。其中一位消息人士向路透表示,在问卷中,外管局询问了基金经理预计人民币在未来一年将贬值多少。外汇局今日强调,QDII制度自2006年建立以来平稳运行,为境内机构和个人配置海外资产提供了渠道。




(责任编辑:天极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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