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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5-09

改革不仅要有顶层设计,而且也要有评价标准。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改革就很难深入推进。在2月23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改革的评价新标准:“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学习。图为: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一、“两个是否”评价标准为改革理论增添新内涵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成果,不仅是我国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判断标准, 我国的改革就有可能走偏,甚至出现方向性问题。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初期曾提出“三个有利于”思想,为我国改革评价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如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两个是否”的新标准,实现了改革成效评价标准的新发展。“两个是否”的新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多次提出我国改革的评价标准问题。1983 年1月 12日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的时指出:“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判断我国改革开放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表述后来写入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党章之中,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 长治久安有利的, 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进而,习近平提出“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的思想,与邓小平推进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我国改革理论创新和改革进程的内在延续性和一致性。“两个是否”的评价标准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论断新思想,是对我国改革实践的新认识。我国改革过程中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发展重点不同,评价标准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赋予新内涵。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之时,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对于鼓起勇气冲破一切阻碍我国发展的障碍、不断深化改革无疑是有力的助推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无论是改革的深度还是改革的难度都在加大。“两个是否”标准的提出,正确把握了新常态的特征,对于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坚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心,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社会各方面和领域的标准必须体现和服务于这个标准。围绕发展生产力,围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来部署改革,改革的方向就会更明确。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改革需要坚持一个底线,这就是千方百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终指向,就是要增强改革的人民性,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对话人物高勇生于1931年。1952年4月进入团中央工作,担任团中央组织部秘书科干事。1959年3月,他调任胡耀邦的机要秘书,直到1964年8月。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勇被打为反革命。其后,高勇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教育部、团中央任职。1983年,他调任邯郸市市委副书记。1985年,他回京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1991年,高勇离休。近日,高勇的新书《我给胡耀邦当秘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九章,共计27万字。在这本书中,高勇回顾了胡耀邦任职团中央书记之后的诸多往事,以及胡耀邦骨灰安放在共青城的历史记忆。据高勇介绍,书中涉及事件多为他亲身经历。2月26日,新京报记者专访高勇,独家揭秘这本书的幕后故事,以及他与胡耀邦交往的历史细节。85岁的高勇穿着深蓝色西服外套,白衬衣扎在高高提起的黑色西裤里,看起来并无八旬老人常有的颓态。高勇家中,电视上方的隔断上,顶层摆着两个印有胡耀邦头像的陶瓷纪念品,往下一层是胡耀邦的铜像。柜子右手边的墙上,挂着胡耀邦为他题写的一幅字,“孜孜不倦”。这位个头不高的老人,谈话间率真坦诚,知无不言,颇有些开明官员的风范。在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他给胡耀邦当了5年多的秘书。那段日子里,他和胡耀邦同住在富强胡同的四合院里,日夜工作,朝夕相处。这些记忆,也在日后汇集成册。“我这本书没有内幕消息”新京报:你的新书《我给胡耀邦当秘书》近日出版了,这本书你写了多久?高勇:一年半吧。1991年我离休以后,先是在一个协会工作,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儿,静不下心。从那边退下来后,写了一年,又改了半年。新京报:书稿的材料来源是哪儿?高勇: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被打成反革命的,被抄家时很多资料都散失了。这本书主要写的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团中央有很多内部资料,我找了一些,力求写得准确。新京报:胡耀邦的家人对这本书有什么评价。高勇:这本书他们还没看到。我这本书写的事情不是很惊人的,也没有内幕消息。但是我写的时候就说,一定要真实。“去年是纪念耀邦的最高规格”新京报:去年胡耀邦百年诞辰,你是否参加了纪念活动?高勇: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印象很深。他对胡耀邦的评价很高,还用了几个新词,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彪炳史册等等。这次对胡耀邦的纪念是最高规格,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胡耀邦文选也出版了。新京报:你还参加别的活动了吗?高勇:当时他们问我去不去湖南、江西,我说不去了。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都去了。现在年龄太大了,老伴身体也不好,就不去了。新京报:最后一次见到胡耀邦是什么样的情景?高勇:最后是在医院,当时他在睡觉,我没和他说话。耀邦退下来之后我去看过他一次,那段时间他在思考问题,在看自己过去的文章有什么错,基本上不接见人。新京报:当时见他感觉他有什么变化吗?高勇:外表上没太大变化,但是不像以前那样谈笑风生了。面容看起来憔悴一些,很疲惫。新京报:胡耀邦的骨灰没有放在八宝山,为什么?高勇:主要是胡耀邦夫人李昭的意见,她在治丧期间曾经跟我们说,想把骨灰放在江西共青城。新京报:共青城安放骨灰时,你是一起护送的。高勇:当时从西郊机场出发,李昭他们和乔石(时任中纪委书记)照了个相之后就上飞机了。陪同的有温家宝(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德中(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提前安排时有个小故事,从江西九江机场到共青城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当时江西只有一辆红旗车,而且经常抛锚,不保险。江西省委想用一辆奔驰车运送,但我们和家属都觉得不合适。因为耀邦生前不坐进口车,只坐红旗车。如果到最后安葬的时候给他换个奔驰车,就违背了他的意愿。后来中办从湖北借了一辆红旗车送了过去。“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大家对胡耀邦的评价?高勇:只要为群众做了好事,群众是不会忘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是知识界、理论界的事情。平反冤假错案让很多人受益。如果不是胡耀邦当时那么抓,是不会平反那么多人的。为什么那么多人怀念他?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包括后来他去世时,我在他家协助接待群众吊唁,青海有一个村民自己走不动了,就派女儿到胡耀邦灵堂去磕个头。群众就是这样的感情。现在每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或者耀邦的生日11月20日,我们到他家里去,经常在客厅里呆着,就突然来几个人,到他那儿磕一个头就走了。新京报:除了他做的事情,跟他个人的情况有关系吗?高勇: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没人办什么公司。而且他这个人接触群众相当多,耀邦到哪儿就一头扎进群众里去,都是跟大家讲怎么富起来的事情。所以人们的印象都很深。他的事情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口碑很好。“他每天睡得比我们晚,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新京报: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你做了他五年多的秘书。你们之间是如何相处的?高勇:我们当时就住在富强胡同6号。那个四合院是三进四合院,我们住在第二进院子里。耀邦的办公室和会客厅在中间的三间房。东边的跨房是卧室和卫生间,西边的跨房是书房。我住的是院里的东厢房,刘崇文(胡耀邦的另一位秘书)在西厢房。我的老婆孩子住前院,耀邦的母亲和岳母、胡德平他们也住前院。当时德平他们都上学了。平时不在家,礼拜天回来。我们平时都住在四合院里边的办公室。耀邦开团中央书记处会议也是在客厅里开。我住的房间有三部电话,一步都离不开。耀邦的办公室没有电话,他不直接接电话。三部电话包括一个普通电话,一个保密电话和一个军用电话。所谓红机子就是保密电话,另外两个是黑机子。军用电话很少用到,除非部队上有人给他打电话。普通电话就多了,机关各个部门都打。保密机有专用线路,只有保密机才能拨通。新京报:工作之外的时间,你们会一起打牌吗?高勇:我不会打牌。他想打牌的时候会说,你把谁谁谁叫来打牌。打牌也是几伙人,都不一样。我曾经跟他一起去顺义、密云等远郊区打兔子,晚上开个吉普车去打兔子,冻得不得了。耀邦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拿个猎枪。汽车灯一照,兔子傻了,站那儿不动,他瞄准了就打。生活上一般我们不在一起吃饭,耀邦吃饭一般都是警卫员李汉平给他端到办公室去,不跟其他人一起吃。他吃饭很快,不管别人。包括请客的时候,他吃完就走了。新京报:他工作上有什么特点?高勇:每天都比我们睡得晚,都是说你们睡去吧。他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一般都是12点之后睡觉。“没有受到过优待,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找他”新京报: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你们保持什么样的交往?高勇:我们经常晚上7点以后去中南海勤政殿看他,和他聊上几句。他愿意跟老熟人谈话,会让大家反映社会上有什么情况。我们没想过沾他什么光,因为他自己很讨厌这个东西。新京报:作为他的秘书,你是否得到过优待?高勇:没有。我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找耀邦。我父亲也是老八路,后来从部队转业。我父亲从大跃进开始受批,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牙都被打掉了。耀邦去世以后,李昭才知道我这个情况,她说你爸爸在那挨整那么多年,你怎么不跟耀邦说一下?我说我自己家的事儿,不好跟他说。“胡耀邦诞辰百年, 我看书稿三百多万字”新京报:你现在和胡耀邦家人保持着什么样的联系?高勇:现在去的也少了。李恒(胡耀邦的女儿)有时给我打个电话,我们俩保持联系。李昭已经94岁多了,身体还可以,但是思维不行,不大认识人了。以前会想半天说你是老高吧,现在不行了,连我都不认识了。新京报:作为胡耀邦身边的秘书,你和其他类似身份的老人联系多吗?高勇:耀邦身边有几个秘书还在世。我们几个也见不着面,都走不动了。遇上耀邦去世或生日的日子,会约一下去看看。新京报:平时都忙些什么?高勇:这两年主要是忙耀邦一百周年诞辰的事情,光看书稿就看了三百多万字。比如我刚才说的,胡耀邦文选的编辑工作。新京报:你现在的生活和胡耀邦依然相关。高勇:是的,这两年特别忙,还接受了一些采访。有找我要相关材料的,有让我提供老照片的,还有人写相关文章给我看的,这些挺多的。新京报:你现在每天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高勇:我现在不看新闻,只看天气预报。每天上午买菜做饭,下午在电脑上看看邮件,晚上一般看戏,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看戏。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采写/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北京报道显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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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天津“中电物流”停车场,购车者正在参观天津港爆炸受损车辆。一辆正在售卖中的大切诺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据新华社电 昨天,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在京开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为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做准备。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16年3月3日在北京召开。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讨论慈善法草案。昨天的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的说明、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履职工作规则(试行)(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和关于人事事项的说明。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帕巴拉 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林文漪、罗富和、何厚铧、李海峰、陈元、卢展工、王家瑞、王正伟、马飚、齐续春、陈晓光、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出席会议。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对话人物高勇生于1931年。1952年4月进入团中央工作,担任团中央组织部秘书科干事。1959年3月,他调任胡耀邦的机要秘书,直到1964年8月。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勇被打为反革命。其后,高勇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教育部、团中央任职。1983年,他调任邯郸市市委副书记。1985年,他回京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1991年,高勇离休。近日,高勇的新书《我给胡耀邦当秘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九章,共计27万字。在这本书中,高勇回顾了胡耀邦任职团中央书记之后的诸多往事,以及胡耀邦骨灰安放在共青城的历史记忆。据高勇介绍,书中涉及事件多为他亲身经历。2月26日,新京报记者专访高勇,独家揭秘这本书的幕后故事,以及他与胡耀邦交往的历史细节。85岁的高勇穿着深蓝色西服外套,白衬衣扎在高高提起的黑色西裤里,看起来并无八旬老人常有的颓态。高勇家中,电视上方的隔断上,顶层摆着两个印有胡耀邦头像的陶瓷纪念品,往下一层是胡耀邦的铜像。柜子右手边的墙上,挂着胡耀邦为他题写的一幅字,“孜孜不倦”。这位个头不高的老人,谈话间率真坦诚,知无不言,颇有些开明官员的风范。在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他给胡耀邦当了5年多的秘书。那段日子里,他和胡耀邦同住在富强胡同的四合院里,日夜工作,朝夕相处。这些记忆,也在日后汇集成册。“我这本书没有内幕消息”新京报:你的新书《我给胡耀邦当秘书》近日出版了,这本书你写了多久?高勇:一年半吧。1991年我离休以后,先是在一个协会工作,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儿,静不下心。从那边退下来后,写了一年,又改了半年。新京报:书稿的材料来源是哪儿?高勇: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被打成反革命的,被抄家时很多资料都散失了。这本书主要写的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团中央有很多内部资料,我找了一些,力求写得准确。新京报:胡耀邦的家人对这本书有什么评价。高勇:这本书他们还没看到。我这本书写的事情不是很惊人的,也没有内幕消息。但是我写的时候就说,一定要真实。“去年是纪念耀邦的最高规格”新京报:去年胡耀邦百年诞辰,你是否参加了纪念活动?高勇: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印象很深。他对胡耀邦的评价很高,还用了几个新词,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彪炳史册等等。这次对胡耀邦的纪念是最高规格,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胡耀邦文选也出版了。新京报:你还参加别的活动了吗?高勇:当时他们问我去不去湖南、江西,我说不去了。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都去了。现在年龄太大了,老伴身体也不好,就不去了。新京报:最后一次见到胡耀邦是什么样的情景?高勇:最后是在医院,当时他在睡觉,我没和他说话。耀邦退下来之后我去看过他一次,那段时间他在思考问题,在看自己过去的文章有什么错,基本上不接见人。新京报:当时见他感觉他有什么变化吗?高勇:外表上没太大变化,但是不像以前那样谈笑风生了。面容看起来憔悴一些,很疲惫。新京报:胡耀邦的骨灰没有放在八宝山,为什么?高勇:主要是胡耀邦夫人李昭的意见,她在治丧期间曾经跟我们说,想把骨灰放在江西共青城。新京报:共青城安放骨灰时,你是一起护送的。高勇:当时从西郊机场出发,李昭他们和乔石(时任中纪委书记)照了个相之后就上飞机了。陪同的有温家宝(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德中(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提前安排时有个小故事,从江西九江机场到共青城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当时江西只有一辆红旗车,而且经常抛锚,不保险。江西省委想用一辆奔驰车运送,但我们和家属都觉得不合适。因为耀邦生前不坐进口车,只坐红旗车。如果到最后安葬的时候给他换个奔驰车,就违背了他的意愿。后来中办从湖北借了一辆红旗车送了过去。“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大家对胡耀邦的评价?高勇:只要为群众做了好事,群众是不会忘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是知识界、理论界的事情。平反冤假错案让很多人受益。如果不是胡耀邦当时那么抓,是不会平反那么多人的。为什么那么多人怀念他?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包括后来他去世时,我在他家协助接待群众吊唁,青海有一个村民自己走不动了,就派女儿到胡耀邦灵堂去磕个头。群众就是这样的感情。现在每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或者耀邦的生日11月20日,我们到他家里去,经常在客厅里呆着,就突然来几个人,到他那儿磕一个头就走了。新京报:除了他做的事情,跟他个人的情况有关系吗?高勇: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没人办什么公司。而且他这个人接触群众相当多,耀邦到哪儿就一头扎进群众里去,都是跟大家讲怎么富起来的事情。所以人们的印象都很深。他的事情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口碑很好。“他每天睡得比我们晚,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新京报: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你做了他五年多的秘书。你们之间是如何相处的?高勇:我们当时就住在富强胡同6号。那个四合院是三进四合院,我们住在第二进院子里。耀邦的办公室和会客厅在中间的三间房。东边的跨房是卧室和卫生间,西边的跨房是书房。我住的是院里的东厢房,刘崇文(胡耀邦的另一位秘书)在西厢房。我的老婆孩子住前院,耀邦的母亲和岳母、胡德平他们也住前院。当时德平他们都上学了。平时不在家,礼拜天回来。我们平时都住在四合院里边的办公室。耀邦开团中央书记处会议也是在客厅里开。我住的房间有三部电话,一步都离不开。耀邦的办公室没有电话,他不直接接电话。三部电话包括一个普通电话,一个保密电话和一个军用电话。所谓红机子就是保密电话,另外两个是黑机子。军用电话很少用到,除非部队上有人给他打电话。普通电话就多了,机关各个部门都打。保密机有专用线路,只有保密机才能拨通。新京报:工作之外的时间,你们会一起打牌吗?高勇:我不会打牌。他想打牌的时候会说,你把谁谁谁叫来打牌。打牌也是几伙人,都不一样。我曾经跟他一起去顺义、密云等远郊区打兔子,晚上开个吉普车去打兔子,冻得不得了。耀邦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拿个猎枪。汽车灯一照,兔子傻了,站那儿不动,他瞄准了就打。生活上一般我们不在一起吃饭,耀邦吃饭一般都是警卫员李汉平给他端到办公室去,不跟其他人一起吃。他吃饭很快,不管别人。包括请客的时候,他吃完就走了。新京报:他工作上有什么特点?高勇:每天都比我们睡得晚,都是说你们睡去吧。他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一般都是12点之后睡觉。“没有受到过优待,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找他”新京报: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你们保持什么样的交往?高勇:我们经常晚上7点以后去中南海勤政殿看他,和他聊上几句。他愿意跟老熟人谈话,会让大家反映社会上有什么情况。我们没想过沾他什么光,因为他自己很讨厌这个东西。新京报:作为他的秘书,你是否得到过优待?高勇:没有。我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找耀邦。我父亲也是老八路,后来从部队转业。我父亲从大跃进开始受批,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牙都被打掉了。耀邦去世以后,李昭才知道我这个情况,她说你爸爸在那挨整那么多年,你怎么不跟耀邦说一下?我说我自己家的事儿,不好跟他说。“胡耀邦诞辰百年, 我看书稿三百多万字”新京报:你现在和胡耀邦家人保持着什么样的联系?高勇:现在去的也少了。李恒(胡耀邦的女儿)有时给我打个电话,我们俩保持联系。李昭已经94岁多了,身体还可以,但是思维不行,不大认识人了。以前会想半天说你是老高吧,现在不行了,连我都不认识了。新京报:作为胡耀邦身边的秘书,你和其他类似身份的老人联系多吗?高勇:耀邦身边有几个秘书还在世。我们几个也见不着面,都走不动了。遇上耀邦去世或生日的日子,会约一下去看看。新京报:平时都忙些什么?高勇:这两年主要是忙耀邦一百周年诞辰的事情,光看书稿就看了三百多万字。比如我刚才说的,胡耀邦文选的编辑工作。新京报:你现在的生活和胡耀邦依然相关。高勇:是的,这两年特别忙,还接受了一些采访。有找我要相关材料的,有让我提供老照片的,还有人写相关文章给我看的,这些挺多的。新京报:你现在每天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高勇:我现在不看新闻,只看天气预报。每天上午买菜做饭,下午在电脑上看看邮件,晚上一般看戏,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看戏。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采写/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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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金报讯 据央广报道 由解放军选出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海军南海舰队装备部原部长汪玉,因严重违纪、涉嫌犯罪,本人提出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2015年9月28日,海军选举委员会决定接受其辞职。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汪玉的代表资格终止。汪玉,1980年毕业于宜昌师专附属中学(现夷陵中学),并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动力机械工程专业;1984年上海交通大学动力机械工程专业本科毕业;1987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动力装置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入伍,入伍分配到原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现更名为海军装备研究院;曾任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1994年任海军装备研究院舰船所副总工程师;1998年任海军装备研究院舰船所总工程师,副所长兼总工程师,所长(28岁时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30岁享受政府特殊津贴,34岁担任研究所总工程师,39岁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后任海军装备研究院院长。2014年12月-2015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装备部部长。2007年7月20日晋升专业技术少将。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新常态”出现在2014年,如今已经成为社会上耳熟能详的词。那么新常态概括下的中国经济,这三年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学习大国”(XXDAGUO)和大家一起观察一下。习近平眼里的新常态是什么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新常态。他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014年7月29日,习近平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的演讲中,集中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大特点,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2014年12月9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详尽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一论断将新常态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到了2015年的3月30日,在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习近平进一步对新常态下实现经济新发展、新突破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这是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出发点。总体来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经济发展新常态之所以“新”,不仅在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若干新的特征,而且包含新的战略方针、新的制度条件,包含新的思想方法、新的工作理念。新常态不是不要GDP新的战略方针,突出体现为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习近平反复强调,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不应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必须明确,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讲GDP,而是要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因此,组织经济活动,既要看发展,又要看基础;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既要注重GDP增长,更要注重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提高。新的制度条件,突出体现为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习近平明确指出:“在新常态下,要实现新发展、新突破,制胜法宝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牵引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的思想方法,突出体现为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深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新常态下必须掌握的方法论。正是针对这3年来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战略举措,比如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提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建设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等等。新常态下呈现六大新亮点在新常态判断的引领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呈现新的状态,展现许多新的亮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深化改革带来新变化,释放了市场活力,营造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每天新注册企业超万家;第二,服务业蓬勃发展,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我国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的趋势更加明显,一个电话,美甲、大厨都能到家服务;第三,经济运行质量有所提升,2014年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8%,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蓝天次数多了就是证明;第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带来新的增长点,与互联网有关的新业态持续高速扩张,“互联网+”已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是我们弯道超车的有力工具;第五,引进来、走出去成效明显,“一带一路”建设稳步实施,利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并驾齐驱”,中国仍是表现良好的投资目的国;第六,基于国民高储蓄和长期积累的国家净资产,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很大,回旋余地比较大,宏观调控“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比较多。总之,我国经济“换挡不失势”,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双中高”目标。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孙晓梅被称为“硬茬”代表。从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到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孙晓梅经过了26年的光阴。受访者供图一年来,这些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反家暴法明天就要实施了,“打老婆天经地义”成为历史;全面二孩已经放开,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历史;“税收法定”写入立法法,政府随意征税成为历史;居住证制度全面实施,户籍壁垒终将被打破……这些改变,是高层作出的决策。决策的背后,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动的身影。有的代表身患癌症,但不妨碍调研履职,建议议案一提再提。问题不解决,答复就是“不满意”。问题初步解决,他们考虑如何进一步推动。共识,在一次次互动中逐渐形成。今年全国两会在即,新京报找到了这些代表委员中的“代表”,讲述他们的履职经历,讲述重大政策变化背后的故事。★对话人物孙晓梅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妇女儿童问题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致力于推动反家庭暴力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将于2016年3月1日起实施。历经26年,孙晓梅见证了反家暴法的诞生。这部法律的实施,是我国法制化进程的里程碑之一。“打老婆天经地义”、“揍孩子合情合理”这种传统意识中的糟粕,将会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过滤和清除。但很少有人知道,一部法律从立题、调研、讨论到立法、施行,那些推动者经历过怎样的艰辛。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很多人叫孙晓梅“硬茬”代表,推动新法立法受阻时,她当即向有关方面回复:我不满意!罹患癌症近6年,在“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她还在想着帮助一位被丈夫虐待致死的妇女家属。今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孙晓梅继续和家庭暴力“死磕”,她准备提交建议: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应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事实。背景三成妇女遭受过家暴新京报:3月1日,反家暴法就要开始施行了,你怎样评价这部法律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孙晓梅: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反家庭暴力法。考察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程度,主要就看它对弱者的保护程度,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人群是妇女、儿童,反家暴法体现出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暴力是导致家庭破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反家暴法有助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新京报:此前,和反家庭暴力有关的内容,在很多法律中都有体现,但不集中。孙晓梅:之前,规范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多部法律中,司法机关最需要明确的内容在这些零散的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例如什么是家庭暴力、发生在哪些人之间、预防措施、案件管辖、证据原则等等。新京报:在现实中,反家暴的执行情况如何?孙晓梅: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几乎同样的家庭暴力案件,在不同地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审判结果,量刑轻重不一、差别很大,有些案件罪名认定也存在巨大争议。反家暴法的出台和实施,解决了统一执法的问题。新京报:中国的“家暴”情况现状如何?孙晓梅:据官方统计数字,全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其中九成施暴者是男性,每年有近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新京报:这些年,“家暴”行为从整体上有过怎样的变化?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人口还没有大范围流动,家暴都是“关”在自家门里。后来人口跨地域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家庭类型出现了变化,同居关系这种“临时组合家庭”增多,“同居暴力”随之成了社会问题。家暴的起因也有变化,上世纪90年代,施暴者主要是出于大男子主义等传统不良观念,近年来,物质纠纷引发的家庭暴力增多。但反家庭暴力的意识也有所增强,原来,受害者不敢讲、不愿讲。现在,不少人不仅肯讲,而且讲得很细致,遭受了暴力不再忍耐,敢打110求助。调研全球超120个国家对家暴立法新京报:你从事这部法律的研究、推动已有二十多年,最初哪些原因引起了你对反家暴立法的关注?孙晓梅:1990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那时不叫“暴力”,更不叫“家庭暴力”,人们还不接受“家庭暴力”这个词,只叫“挨打”、“殴妻”。1993年,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红枫热线,做了一个项目,对北京市30个城市户口和30个农业户口的婚姻暴力受害者做个案访谈,我承担了对30个农业受害者的调查,没想到调查农村妇女受虐待的情况比城市妇女困难得多,农妇们不认为被丈夫打、受到暴力侵犯是一个问题,不愿意讲自己的经历,不少人还用奇特的眼光看着我,“你为什么要问这些?”“你怎么不上班?天天到我们村里来?”最终调查完成了,我深受触动,从那时起,家庭暴力成为我的重点研究课题。新京报:调研、走访的过程中,有哪个人(家庭)或哪件事让你印象最深刻?孙晓梅:印象深刻的太多了。去年浙江审理了一起同居暴力案件,一个女孩不堪忍受同居男友的长期殴打,用刀捅死了男友。庭审时,女孩说自己实在走投无路了。她拒绝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更是拒绝赔偿,一直喊:他(男友)罪有应得,该死!实际上,开庭前,她的代理律师做过她的工作,她自己也清楚,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有利于给法庭留个好印象,可她仍然表现出了对男友的深入骨髓的恨意。我一直在想:究竟经受了什么样的暴力虐待,让这个女孩有如此之恨?新京报:据你了解,目前在国际上,关于家暴的立法情况怎么样?孙晓梅:世界上至少有120多个国家对家庭暴力立法;其中对家庭暴力专门立法,或者以家庭暴力法命名的国家大约有80多个。用专门立法规制家庭暴力已成国际发展趋势。新京报:国外针对家暴的专门立法,你能记住哪些有特色的细节?孙晓梅:有的国家设立“家庭暴力注册簿”,将虐待妻子的人统统记录在案;有的国家有“紧急状况下保护令”制度,接到报警,警方可以破门而入、制止暴力行为,还可以将遭受暴力的妇女儿童带离或者跟施暴者隔离,电影《刮痧》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亮点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新京报:目前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行为,都有哪几类?孙晓梅:概括来说,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等几类。反家暴法的界定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明确点出了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没有直接提到性暴力,不过,性暴力应该是包含在其中的。新京报:即将实施的《反家暴法》有哪些亮点?孙晓梅: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遭遇或面临家暴,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当前世界各国应对家庭暴力的主要司法救济手段之一,早在2008年,基层法院就有试点,据不完全统计,到2014年2月,试点法院签发了约500份人身保护令,对家暴受害者的保护率达98%以上。新京报:反家暴法制定过程中,同居暴力是否应该入法,曾引起过广泛讨论。孙晓梅:是经历了一些波折。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中,并没有将同居暴力纳入到反家暴法的适用范围内。有人认为,同居关系并不是法律认可的家庭关系,所以“男友打女友”、“前夫打前妻”等同居暴力,不是家事,不属于家暴,而是社会暴力。我则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家庭形式的演变,反家暴法不应该将同居关系排除在外。2015年3月2日,最高法、最高检等四机关出台《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将同居暴力纳入其中。可201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反家暴法草案时,一审稿还是没有纳入同居暴力。我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时都提出,司法机关的成熟做法为什么不能纳入到反家暴法中?同居暴力入法可以体现出反家暴没有禁区,我国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直到两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反家暴法草案时,才增加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意味着同居暴力终于入法。新京报:关于共同生活人是否包括同性恋,也曾引起过争议?孙晓梅:反家暴法审议通过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曾明确回应:共同生活人员不包括同性恋。几天前,我受邀参加了一个特殊的研讨会,与会人员以同性恋(多元性别)为主,很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共同生活人不包括同性恋,那么反家暴法施行后,“亲密伙伴”之间的暴力行为怎么办?新京报:从各个层级的责任和规定来看,目前的反家暴法可操作性如何?孙晓梅:可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比如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当受害者由于威吓等原因,无法提出申请时,谁可以代替她向法院提出申请?一审稿的规定是近亲属。审议时,我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都提出,公安机关、居委会等机构应该成为代为申请的主体,特别是公安机关,由警方协助执行,对施暴者的威慑效果更好。最终的法律就规定,近亲属、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村委会、救助机构都可以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推动“硬茬”代表5年6次提交建议新京报:从调研、推动、立法到实施,反家暴法的诞生,经过了哪些历程?孙晓梅: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以调研为主,2001年,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我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这也是全国第一份跟反家暴有关的提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2009年至2014年,我提交了6个建议,建议加快反家暴法立法进程。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立法工作计划,从那时起到法律正式出台,不到3年。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我一个人推动反家暴立法,妇联、公益组织、全国人大等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从征求意见到一审、二审,展开了全民大讨论,反家暴法的制定过程也是我国法治进步的一个缩影。新京报:万事开头难,立题和调研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孙晓梅:1993年做30个农业妇女受害者的调查,最后形成了30万字手稿,可手稿交上去之后,被有关部门搞丢了,研究不得不搁浅,当时我很后悔,如果有一些钱,复印了,该多好!1997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反对对妇女施暴的调查,调查对象800人,工人、教员、学生、医生、家庭主妇、律师、警官、社会工作者各100名,问卷调查入户,有的施暴者威胁我们:“砍死你们算了,一了百了”。新京报:有人称你是“硬茬”代表,在推动立法的过程中,有过哪些周折?孙晓梅:2001年提交的“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负责答复办理的部门是全国妇联,这让我很无奈,因为跟我相同,全国妇联也在呼吁反暴力,这相当于打出的球,又弹了回来。2009年、2011年,我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三次会议,提交议案、制定建议,可有关方面答复:目前首要的任务是修法,家庭暴力的内容可以在各种法律中体现。也就是说,有关方面认为,没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反家暴法,修改其他法律中跟家暴有关的条款即可。我对有关方面的办理答复,当即表示不满意。2012年,我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立法进程的建议》,欣慰的是,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了当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反家暴法立法终于正式启动。展望意识和细节决定新法实施效果新京报:新法实施后,在执行层面,你觉得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孙晓梅:首先是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的反暴力意识,如果没有意识,那么反家暴法只会停留在纸面上。取证意识也很关键,比如“以暴制暴”的问题,怎样证明长期遭受了家庭暴力?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都需要有法律认可的证据,可不少人没有取证意识,或者不会取证。还有一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代为申请的主体,包括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如何跟法院配合?是不是需要对基层民警做培训?这些细节都关乎反家暴法的实施效果。新京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即将开幕,你会提交哪些建议和议案?还会与反家暴有关吗?孙晓梅: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应该引入专家证人制度,我准备提交这个建议。涉家暴刑事案件往往很复杂,法官、检察官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可他们能不能真正厘清家暴关系?比如受虐妇女杀夫案件,法官、检察官能不能真正理解受暴妇女杀夫行为的合理性?能不能真正体会到她们的极度恐惧心理?国外的成熟做法就是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事实。新京报:罹患癌症近6年,你现在身体情况如何?学术研究、代表履职等会不会压力太大,影响到身体?孙晓梅:现在的身体状态还可以,定期到医院检查。病情比较严重的是2010年,刚接受完化疗,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只能接听电话,这时得知了董珊珊案件,结婚才10个月的董珊珊,被丈夫虐待致死,其丈夫被认定构成虐待罪,可不少法律专家认为应该定为故意伤害罪。当时我很着急,很想为董珊珊做些事,可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什么都做不了。我觉得,对待病情最重要的是心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很重要,现在我不仅行动自由,还能出差呢,过些天就要到广西做一个儿童餐的调研。A06-A07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据新华社电 昨天,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在京开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为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做准备。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16年3月3日在北京召开。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讨论慈善法草案。昨天的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的说明、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履职工作规则(试行)(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和关于人事事项的说明。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帕巴拉 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林文漪、罗富和、何厚铧、李海峰、陈元、卢展工、王家瑞、王正伟、马飚、齐续春、陈晓光、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出席会议。




(责任编辑:中国家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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