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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5-05

中纪委网站发布了调查人员与当事人谈话的场景图片。新京报讯 (首席记者王姝)截至目前,中纪委官网、移动客户端均有“四风”举报专区,各级纪委也开通了网络举报等窗口,多渠道受理“四风”举报。那么群众反映的“四风”举报线索受理情况如何?举报线索是否得到了充分重视?昨日,中纪委官网通过图文播报的形式,结合实际案例播报了一封“四风”网络举报件的查处过程,反映纪检机关如何与被举报人斗智斗勇。查油费假借例行检查名义该封“四风”网络举报件,举报的是湖南省怀化市地震局局长贺慧明长期用单位油卡为其私家车加油。湖南省纪委收到举报后,第一时间向怀化市纪委发函交办。怀化市纪委立即成立调查组开展初步核查工作。中纪委官网发了两张图片,一张是两名男子走入怀化市地震局办公区,另一张是两人坐在电脑前查阅文件,配发的文字说明显示:为保证调查的稳妥、顺利进行,调查人员以“三公”经费例行检查的名义进驻市地震局展开调查;调查人员查阅怀化市地震局财务资料,对该局的油费开支、车辆维修费开支、差旅费支出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了解。可见,虽然主要目的是查明油费的账目,但是调查人员是借“三公”经费例行检查的名义,通过这一例行检查,获得了查账的资格,仔细核对油费相关账目。“声东击西”监控视频取证据中纪委官网播报:调查人员发现市地震局使用的IC油卡有主卡和副卡,但该局办公室只能提供主卡,副卡不见踪影。调查人员意识到,副卡很可能由贺慧明保管,便要求出示副卡。当办公室工作人员暗地里通过短信与他人联系,去贺的私车内取卡时,调查人员不动声色前往办公楼监控室,调取了当时取卡的监控视频,锁定了相关证据。可见,为了查明案情,调查人员曾“声东击西”,通过监控视频拿到了关键证据。这之后,调查人员又在加油站、定点维修点,掌握了贺慧明使用单位油卡给私家车加油、在单位定点维修点修私家车等证据。“在大量的证据、事实面前,贺慧明承认了自己使用单位油卡给私家车加油、公车私用、私车维修费用在单位报账等问题”,2月22日,贺慧明已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第一次举实例解读信访流程此前,中纪委官网也曾通过组图形式,解读信访举报的流程。不过,图文播报一封“四风”网络举报件的查处过程,该举报还与实际案例有关,这还是第一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新京报记者说,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多次强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查处‘四风’问题要发挥群众监督的力量”,本次图文播报一封“四风”网络举报件的查处过程,明示纪检机关如何对待举报线索,一方面可以震慑顶风违纪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群众积极向纪检机关反映问题。调查取证查处全过程举报2015年11月5日,湖南省纪委收到群众投诉,反映湖南省怀化市地震局局长贺慧明长期用单位油卡为其私家车加油。交办收到举报后,有关部门立即召集工作人员专题研究处置方案,并第一时间向怀化市纪委发函交办。核查经相关程序审批后,怀化市纪委立即成立调查组开展初步核查工作。为保证调查的稳妥、顺利进行,调查人员以“三公”经费例行检查的名义进驻市地震局展开调查。调查通过初步核查,调查人员掌握了贺慧明使用单位油卡给私家车加油的基本事实。2015年11月,怀化市纪委常委会决定,对怀化市地震局局长进行调查。谈话调查人员与当事人谈话了解情况。在大量证据、事实面前,贺慧明承认自己使用单位油卡给私家车加油、公车私用、私车维修费用在单位报账等问题。处分2016年2月22日,经怀化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怀化市地震局局长贺慧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公示按相关程序审批后,在湖南省纪委监察厅官方网站“三湘风纪”网公布处理结果。娄勤俭 资料图。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娄勤俭同志任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同志不再担任陕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娄勤俭简历:1973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学教师,公社兼职副书记;1978年3月进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系学习,1981年获工学学士学位;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电子工业部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第15研究所),1988年获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工学硕士学位,曾任工业自动化室副主任、工业应用研究室主任,国家863计划自动化领域主题专家;1995年3月任电子工业部第15研究所所长兼太极计算机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计算机及软件技术专业组组长,电子工业部信息化工程总体中心主任;1998年3月任信息产业部第15研究所所长、总装备部科技委兼职委员,信息产业部电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第十五研究所所长;1999年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1999年4月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2003年获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工学博士学位;2008年3月24日被任命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2010年8月任陕西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中央批准为陕西省副省长人选)。2010年9月任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2012年12月任陕西省委副书记,提名为陕西省长候选人。2012年12月21日,陕西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决定,娄勤俭任陕西省代省长。2013年1月31日,当选陕西省省长。赵永正 资料图。赵永正简介:赵正永,男,汉族,1951年3月生,安徽马鞍山人。1968年11月参加工作,197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毕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历任安徽省马鞍山钢铁公司钢铁研究所团委书记、马钢公司团委副书记,共青团马鞍山市委书记,中共马鞍山市委常委、团市委书记、市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中共黄山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武警安徽省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2001年6月任陕西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2005年1月任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2005年8月任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预备役141师第一政委2010年5月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2010年6月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2011年1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至2012年12月)、省政府党组书记2012年12月任陕西省委书记2013年1月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案曝光后,社会高度关注。南都记者注意到,食药监总局官方网站上,一个名为“疫苗科普知识”的专题(http://www.sda.gov.cn/WS01/CL1759/)悄然开通。目前内容涵盖从疫苗的研发、生产、质量控制到国外疫苗类似恐慌事件等。 接种率下滑关联疫情流行 据了解,疫苗科普知识专题目前已经发布了21则专栏短文,每一则都是以精炼文字回答一个关于疫苗的小问题。比如“国外发生过疫苗恐慌事件吗?”专栏介绍了国外1974年和1998年发生的两次疫苗恐慌事件,因公众误解疫苗,疫苗接种率下降,最终导致传染病发病率上升,疫情流行。 1974年,英国有报道称接种百白破疫苗后发生36起严重神经系统反应。电视新闻持续报道此事,公众丧失信心,导致接种工作中断,接种率从81%大幅下降到31%.随着疫苗接种率的下滑,发病率由1/10万上升至100/10万 200/10万,从而形成百日咳的疫情。 1998年英国医生安德鲁 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发表一篇论文,称麻腮风疫苗可能引发自闭症,经媒体报道后,不少家长拒绝为孩子接种该疫苗。虽然该论文已因学术问题完全撤稿,但英国麻腮风疫苗的接种率由最高时期的92%降至81%,麻疹病例从1998年的56例增加到2008年的1348例并致2人死亡。该事件还波及其他国家。 “最大担心就是影响正常接种” 南都记者了解到,疫苗科普专题后续还将保持更新,及时回应社会公众对疫苗相关问题的疑问。问题疫苗案曝光后,网络上一度引起恐慌。食药监总局此举可以理解为是政府在弥补此前疫苗公众风险交流的不足。 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的专家认为,疫苗相关事件所导致的公众对疫苗安全的不信任,其危害程度远大于事件本身。当事件发生时,公众能够理性而客观的解读事件是应对危机的重要基础。 24日,在公安部、国家卫计委和食药监总局三部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南都记者注意到,三部门官员多次表示,希望公众在批评监管不力,要求政府大力查处的同时,不要过度恐慌,“疫苗该接种的一定要及时接种”。 国家卫计委疾病预防与控制局局长于竞进也对南都记者说,对于此次事件的风险,“最大的担心就是影响免疫规划的正常接种”。食药监总局药化监督司司长李国庆也表示,不要因为此案影响孩子的正常免疫接种,“这个问题可能比出现非法经营案的危害还要大”。(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讯 去年7月,中办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昨天,记者从北京市委组织部获悉,北京市近日发布《北京市贯彻〈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中央规定的基础上,明确了七种干部“下”的渠道。其中特别提到,为因家庭困难、负担重、身体不适应等不愿继续担任领导职务以及有更适合干部成长发展机会的,提供了“自然下”“自愿下”的渠道。严管同时还要保护干事创业据了解,《办法》明确了到龄免职(退休)、任期届满离任和任内调整、问责追究、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调整、辞职辞退、无法正常履职调整、违法违纪免职等7种“下”的渠道,强调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干部,坚决进行组织处理。《办法》还进一步明确了到龄免职(退休)、辞职、健康原因调整等规定,为因家庭困难、负担重、身体不适应等不愿继续担任领导职务以及有更适合干部成长发展机会的,提供了“自然下”“自愿下”的渠道,在组织调整的同时兼顾干部个人意愿,积极引导干部群众正确看待“下”,破除“上荣下辱”“下必有错”等错误观念,推动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好氛围。同时,《办法》也强调,把严格管理干部和关心帮助干部结合起来,注意保护干部干事创业、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宽容改革探索中的失误,更加鲜明地树立用人导向,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他们更好地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篡改伪造履历干部将被问责《办法》还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增加了履行意识形态工作职责不力、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篡改和伪造个人档案材料等方面的问责情形,违规经商办企业、任职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和年度考核评价不称职等方面的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调整情形,对其他方面的具体情形也进行了适当分解细化,进一步突出从严要求、从严管理。此外,《办法》还提出,要建立健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责任制,党委(党组)承担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组织(人事)部门承担具体工作责任。要严明工作纪律,不得搞好人主义,不得避重就轻、以纪律处分规避组织调整或者以组织调整代替纪律处分,不得借机打击报复;对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不力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严格追究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专家解读“自愿下”将利于解决困难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央制定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关键在落实,北京市的《办法》规定得细致、明确,有利于确保落实执行中央政策不跑偏、不走样。记者发现,在干部“下”的渠道方面,中办文件明确了六种渠道,北京市的《办法》则规定了七种渠道,两相对比,多出来的是“辞职辞退”这一渠道。对此,汪玉凯表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重点在“能下”,北京市在“下”的渠道上增加了“辞职辞退”,是依照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法规、结合北京实际、创造性地执行中央“能下”的精神。在干部人事管理中增加一个“下”的选项,将会给一些困难问题提供解决办法。对于北京市《办法》在问责情形和不适宜任职干部调整方面增加的选项,汪玉凯表示,这将给公平公正操作提供依据,规定越具体、越明确,争议越少,越有利于实际操作。他说,篡改和伪造个人档案材料的问题,在全国带有普遍性。这几年,中组部加大对官员档案的清理,发现一些官员存在档案造假、更改履历等情形,以便让自己的履历更光鲜,明确对这类官员进行问责,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汪玉凯说,以前干部是能上不能下,下了就会被猜疑有问题。“上荣下辱”的荣辱观如果不改变,对干部制度改革会是很大的观念阻力。北京的《办法》给干部提供“自然下”“自愿下”的渠道,给全国做了示范。“十三五”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硬措施,真抓实干才能见效。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中全会规划建议说明中指出:“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就是一项硬措施。这就是说,既要控制总量,也要控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的强度。这项工作做好了,既能节约能源和水土资源,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也能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绿色水平。”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提出“实施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学习。图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一、能源消耗双控能源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发展,能源消耗在迅速增长,环境恶化也在不断加剧。在能源与环境的约束下,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构建安全、稳定、环保的现代能源消费体系。在2014年6月14日举行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定调整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城镇化节能,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实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我国重要战略。过去几十年,大规模的能源消耗为经济增长提供向上动力。“十一五”期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2005年的23.6亿吨标煤,增至2010年的32.5亿吨,年均增长率6.6%。“十二五”期间,虽然实行能源消耗的控制,但总体还是呈现增长趋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5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3.0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0.9% 。目前我国正在由保供给为主向控制能源消费转变,敞开式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将受到限制。特别对高耗能产业和过剩产业实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强约束,其他产业按先进能效标准实行强约束。从国家政策取向上,“十三五”及中长期总量控制仍将延续。按照《国家能源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 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实际上是对煤炭、石油消费总量,尤其是降低煤炭消费占比。尤其是严控钢铁、水泥、火电等高耗能产业和过剩产业用能,做到这些行业能源消费总量只减不增。衡量地区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主要是能源消耗强度,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能源消耗强度越高表明能源利用效率越低,反之,则能源利用效率越高。能源消耗强度的变动,一方面反映了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变动。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十二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8.2%,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2%以上。”“十三五”时期的目标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5%。对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实行双控,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改造、大气污染治理倒逼下的必然选择。我们已经不能坐等耗能峰值自然到来,不得不主动调控、自行断腕。从能源管理本身看,落实双控目标首先要改变以需求为主导的能源生产方式,转向对需求侧、供应侧进行双向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障合理用能,鼓励节约用能,控制过度用能,限制粗放用能。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应继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在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同时,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相关研究,如果降低第二产业一个百分点,提高第三产业一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可以降低一个百分点。显然,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控制能源总量、提高能效最有效的措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着力推动能源生产利用方式变革,优化能源供给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中新网3月28日电 据韩媒报道,韩国国防部28日在位于京畿道坡州市中国军人遗骸临时安置所举行36具志愿军遗骸的入殓仪式,并将于本月31日在仁川国际机场举行遗骸交接仪式,将遗骸和遗物归还中方。 据报道,入殓仪式于当地时间当天下午2时举行,中国驻韩国防武官等中方人士出席仪式。 根据韩中双方达成的协议,韩方每年清明节前归还在韩战中阵亡的中国军人遗骸。双方曾于2014年3月28日举行在韩中国志愿军遗骸首次交接仪式。 据悉,这36具遗骸出土于2015年3月至11月。 韩国国防部相关人士表示,DNA鉴定结果显示这36具遗骸的基因均不与韩军阵亡者家属一致,经过肉眼辨识、DNA比对和综合鉴定等三个步骤判定这36具遗骸的国籍为中国。 韩国政府曾于2014年和2015年分别归还437具和68具志愿军遗骸。 韩国国防部相关人士表示,日后将继续与中方通过对话和交流,保证遗骸归还项目的顺利开展。台湾《中国时报》今日刊发岛内资深媒体人文章 《我所认识的蔡英文》。作者以自己的亲历亲闻剖析蔡英文真实的性格特征与思想理念,并指出时至今日,蔡英文仍只用语意含混的“维持现状”回应“九二共识”,就怕“现状”一旦崩解,出现地动山摇的局面,盼望蔡能为2300万台湾的生民立命,为台湾的万世开太平,勿陷他们于万劫不复之地。 文章摘编如下: 本来我对蔡英文毫无认识,甚至不知她的存在,真正引起我对她注意的是已故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会长李洁明,因为有一次李洁明和我谈起李登辉时,特别提到蔡英文。李洁明对蔡英文的形容,予我深刻的印象,他说;“那个小女人,是个非常坚决的‘台独’信仰者”。(That little woman is a very determined TIM believer.)起先我还有些将信将疑,但经过多年的观察,不得不佩服李洁明的犀利和先见之明。 我和蔡英文没有任何私交,也从来没有过互动,我对她的认识,仅限于职业性的采访过程中对她的观察。首先,她的冷静让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我几乎从没看到她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她既不会动怒,也不会开怀大笑,我不知她是天性如此,还是后天经由抑制养成的习惯。总之,这样冷静,是一般常人所做不到的。 第二,我发现她似乎永远和人保持距离。譬如,我见过她许多次,也同桌吃过饭,可是我和她从来没有过任何私人的交谈和寒暄,连说声Hi或Hello都没有过。 假如我们在路上不期而遇,她对我完全视而不见,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这一点,她和我所认识的其他民进党人非常的不同。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曾经担任过“驻美副代表”的李应元和蔡明宪虽然也都是百分之百的“台独”信仰者,但他们都能和我进行有意义的谈话乃至辩论,而不伤和气;至于前“驻美代表”吴钊燮,任上几乎每个月都单独和我见面餐叙、交换意见,即使他卸任后也仍和我保持联系,我们的关系有点像哥儿们(buddy),希望这段透露不至影响他在新当局的宦途,或有洪奇昌的遭遇。 也许蔡英文对我有戒心,故意和我保持距离,以策安全。这事出有因,多年前她在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演讲,由于她有伦敦政经学院博士的金字招牌,连大陆记者都慕名听讲并采访。我在她演讲过后,问了几个稍嫌尖锐的问题,可能使她心里不是很舒服,从此对我树起一把保护伞。 她对别人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举例说吧,常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的杨力宇教授就对蔡赞不绝口,说她如何理性、务实,在陆委会主委任内实现了金(门)厦(门)两个口岸之间的“三通”可证明她绝非一成不变的基本教义派“台独”。蔡一度邀请杨成为民进党的终身党员,感于蔡的真诚,杨曾为之心动,不过为了保持他无党无派的超然学人地位,还是婉言谢绝了。 杨力宇对于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当然有所寄望,可是在蔡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使两岸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和变量,杨不但失望也很忧心,以前对蔡的评价也动摇了。蔡不是说“台独”是台湾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吗?与其说蔡的话在指台湾的年轻世代,不如说她是现身说法。“台独”不仅是她的天然成分,也可说是她的DNA。 蔡英文面对大陆一再要求她对“九二共识”表态却依旧不动如山,反要大陆展现更多的善意。我只能说她的“台独”信念坚如盘石,大有“吾心信其可行,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之概。 “台独”的试金石是能否说纯正的“台语”(闽南话),基本教义派的“台独”如过世的蔡同荣,是绝对不讲北京话的,可是蔡英文的北京话远比“台语”好,可见她受中华文化影响之深,所以我仍对她抱有一线希望。事实上,她去年6月间来华盛顿应试并做公开的演讲,我当时已看好她,认为她有“总统”相,也非常希望她当选后,能成为“台湾的尼克松”,但得到的只是语意含混的“维持现状”,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怕只怕现状崩解,出现地动山摇的局面。 衷心盼望蔡英文能为2300万台湾的生民立命,为台湾的万世开太平,勿陷他们于万劫不复之地。(王思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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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管党治党不能有权力无责任。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一级压一级,层层传导压力,巩固发展全党动手的局面。党的责任重如泰山。落实政治责任,一把手是关键,领导班子成员人人有责,决不能把自己当旁观者,坐在城楼上观山景,唱管党治党的“空城计”。不能领“职务”时都跃跃欲试、当仁不让,而发现干部有问题却不去管、不报告、不批评;等到干部被审查了还跟没事人儿似的,说“感到很惊讶”。难不成这里面就没有你的监督管理的责任?平日里真的一点反映都没有听到?党内正常的政治关系都跑到哪里去了?领导干部不担当,就是对党不忠诚!当年革命先烈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今天我们的干部不需要天天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无非是为党的事业得罪点人,难道连这都担当不起来?“四个意识”不能光表态,讲政治、讲大局、讲核心、讲看齐,要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旗帜立场态度看齐,找到差距、发现问题。领导就得真“领”真“导”,既要自身正、敢担当、言传身教;又要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敢红脸敢瞪眼,领好班子、带好队伍,保持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没有问责就难有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紧紧牵住“牛鼻子”,有力推动了“两个责任”的落实。过去那种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只是纪委的事、事不关己的思想,已经有所转变。但是,还有一些党组织和党委书记没有认清形势,全面从严治党还存在说的多、做的少,上面九级风浪、底下纹丝不动的状况。有些领导干部身边发生了许多严重的问题,都只说别人,却不谈自己的责任。对这种态度和行为,上级党组织尤其是党委书记不能不管不问,否则就等于姑息放纵。只有抓住典型严肃查处、追究责任,党的纪律才能真正严肃起来,责任才能压下去,不会流于形式、陷入空谈。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已经是言出纪随。从彻底调查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到严肃问责湖南衡阳贿选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体现了以强力问责推进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中央作出了表率,各级党组织就要紧紧跟上,高悬问责利剑,对党的领导作用没有发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了样、管党治党不严不实、选人用人失察、发生严重“四风”和腐败问题、巡视整改不力的地方、部门和单位,都要严肃问责。既要追究直接责任、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要上追领导责任、党组织的责任。要黑下脸来找典型,或批评诫勉,或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释放出强烈信号,不管是党委还是纪委,谁不落实责任就问责谁!问责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有怜悯之心。只要条件够了,就要较真叫板,该问到哪一级就问到哪一级,这样才能发挥震慑效应,警醒一大片。要研究制定党内问责条例,完善和规范制度,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定期报告、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制度,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中国纪检监察报)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法媒称,北京在经济下滑之际通过收购西方大企业及其技术重新部署大规模流动资金。中国再也不满足“世界工厂”的角色。它将五星红旗插到世界每个角落,不再仅仅在外企中持有少量股份。中国的半国营联合企业和私营集团毫不犹豫地收购能源和农业化学等战略领域的跨国公司。多年来,民族龙头企业的国际化是中央政权的一大首要任务。作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在通讯和家电领域成功兴建跨国公司(华为和海尔)。但在今年2月初,中国化工以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先正达是一个转折,象征着北京燃起新的国际资本雄心。这是中国企业最大的海外收购案,规模远远超过2013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15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能源公司。这当然不是中国最后一场收购,因为中国经济非常需要在国门之外找到新的市场。中国企业为何转向海外?报道称,出口下滑、经济增长放缓、制造业活动倒退……2016年初,乌云笼罩着中国大地和全球股市。所幸在这一连串不良数据背后藏着一个喜讯: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生机勃勃。内部放缓导致中国企业巨头放眼海外,增加收购。它们的海外投资规模已经刷新纪录:专注于欧洲投资的亚欧联合资本公司(ACapital)指出,2015年,中国海外投资共计1180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15%。投资目的具有多重性:掌握品牌、技术和经销商来提升价值链,获得未开发地区的市场份额,以及分散资金风险。这场攻势如此猛烈,2016年或将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海外投资曲线追平继而压过外企在华投资曲线。数据指出,当前两条曲线的差距仅为80亿美元,而在10年前的差距则高达480亿美元。在北京关注该领域的欧洲消息人士证实:“我们注意到这一重大趋势有一阵子了。中国正在变成资本净出口国。”报道称,迄今胃口最大的是化学巨头中国化工。这个拥有14万员工的大国企在2015年以79亿美元收购了意大利轮胎企业倍耐力,又对瑞士先正达提出了430亿美元的报价。今年2月3日,先正达接受了这一报价,但仍须经过监管部门批准。这场收购标志着一个真正的转折:中国人再也不畏手畏脚了。在他们看来,既然都要卖,那么就要买。亚欧联合资本公司曾为复星集团入股地中海俱乐部项目提供咨询,该咨询公司董事长龙博望解释说:“中国工业企业实现增长的地域范围不再局限于国内。它们如今在国际上找到了增长。为了保住竞争力,它们当下必须掌握经销商、品牌和‘服务中心’。最近的收购浪潮证明中国开启工业转型,而且行之有效。”欧洲已经变成中国人的新首选吗?报道称,是的,毫无疑问。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22%的中国海外投资是在欧洲实现的,达到近250亿美元。北京的另一位西方消息人士评论说:“欧盟在技术领域就是中国人的‘自助餐’。”分析人士还提到了导致欧洲资产贬值的“危机效应”。法国投资银行中国部经理克里斯蒂娜 朗贝尔 古埃解释说:“欧洲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遇挫,中国人利用这一点以更优惠的价格敲定收购。有的企业收购了欧洲的生产部门,在中欧之间的运输成本上挣钱。有的企业需要一个服务欧洲市场的切入点。中国人非常务实。”中国人将继续投资哪些领域?报道认为,一方面,中国化工、中国核工业和中海油等国有企业可以被视为北京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武装力量”:粮食自给自足、能源供应安全、工业和技术升级等。另一方面,私有企业力求保护资产。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目前的业务涉及三个领域:金融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该公司国际合作部总经理董斌表示,该公司资产仅有5%在海外,其他都在国内。该公司现在想平衡这一分配,希望到2020年投入海外的资产比例可达10%,到2050年达到20%。中国竞争太多,利润低,投资渠道有限。首创集团主要瞄准了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从行业来看,2015年投资涨幅最大的是工业。该领域的收购总额几乎翻了一番。相反,由于中国经济放缓,资源和原材料领域的投资额下降了60%,约为总投资的8%。克里斯蒂娜 朗贝尔 古埃说:“与中国最初的收购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收购目标的所属行业。3年到5年前,中国主要只收购原材料企业。如今转向了食品、房地产和技术领域,实现多样化。”(参考消息网)截至3月27日,国内成品油价格挂靠的国际市场原油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每桶40美元。我们正密切跟踪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运行情况,结合国内外石油市场形势变化,进一步予以研究完善。根据《石油价格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本次汽、柴油价格暂不作调整。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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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网站发布了调查人员与当事人谈话的场景图片。新京报讯 (首席记者王姝)截至目前,中纪委官网、移动客户端均有“四风”举报专区,各级纪委也开通了网络举报等窗口,多渠道受理“四风”举报。那么群众反映的“四风”举报线索受理情况如何?举报线索是否得到了充分重视?昨日,中纪委官网通过图文播报的形式,结合实际案例播报了一封“四风”网络举报件的查处过程,反映纪检机关如何与被举报人斗智斗勇。查油费假借例行检查名义该封“四风”网络举报件,举报的是湖南省怀化市地震局局长贺慧明长期用单位油卡为其私家车加油。湖南省纪委收到举报后,第一时间向怀化市纪委发函交办。怀化市纪委立即成立调查组开展初步核查工作。中纪委官网发了两张图片,一张是两名男子走入怀化市地震局办公区,另一张是两人坐在电脑前查阅文件,配发的文字说明显示:为保证调查的稳妥、顺利进行,调查人员以“三公”经费例行检查的名义进驻市地震局展开调查;调查人员查阅怀化市地震局财务资料,对该局的油费开支、车辆维修费开支、差旅费支出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了解。可见,虽然主要目的是查明油费的账目,但是调查人员是借“三公”经费例行检查的名义,通过这一例行检查,获得了查账的资格,仔细核对油费相关账目。“声东击西”监控视频取证据中纪委官网播报:调查人员发现市地震局使用的IC油卡有主卡和副卡,但该局办公室只能提供主卡,副卡不见踪影。调查人员意识到,副卡很可能由贺慧明保管,便要求出示副卡。当办公室工作人员暗地里通过短信与他人联系,去贺的私车内取卡时,调查人员不动声色前往办公楼监控室,调取了当时取卡的监控视频,锁定了相关证据。可见,为了查明案情,调查人员曾“声东击西”,通过监控视频拿到了关键证据。这之后,调查人员又在加油站、定点维修点,掌握了贺慧明使用单位油卡给私家车加油、在单位定点维修点修私家车等证据。“在大量的证据、事实面前,贺慧明承认了自己使用单位油卡给私家车加油、公车私用、私车维修费用在单位报账等问题”,2月22日,贺慧明已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第一次举实例解读信访流程此前,中纪委官网也曾通过组图形式,解读信访举报的流程。不过,图文播报一封“四风”网络举报件的查处过程,该举报还与实际案例有关,这还是第一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新京报记者说,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多次强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查处‘四风’问题要发挥群众监督的力量”,本次图文播报一封“四风”网络举报件的查处过程,明示纪检机关如何对待举报线索,一方面可以震慑顶风违纪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群众积极向纪检机关反映问题。调查取证查处全过程举报2015年11月5日,湖南省纪委收到群众投诉,反映湖南省怀化市地震局局长贺慧明长期用单位油卡为其私家车加油。交办收到举报后,有关部门立即召集工作人员专题研究处置方案,并第一时间向怀化市纪委发函交办。核查经相关程序审批后,怀化市纪委立即成立调查组开展初步核查工作。为保证调查的稳妥、顺利进行,调查人员以“三公”经费例行检查的名义进驻市地震局展开调查。调查通过初步核查,调查人员掌握了贺慧明使用单位油卡给私家车加油的基本事实。2015年11月,怀化市纪委常委会决定,对怀化市地震局局长进行调查。谈话调查人员与当事人谈话了解情况。在大量证据、事实面前,贺慧明承认自己使用单位油卡给私家车加油、公车私用、私车维修费用在单位报账等问题。处分2016年2月22日,经怀化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怀化市地震局局长贺慧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公示按相关程序审批后,在湖南省纪委监察厅官方网站“三湘风纪”网公布处理结果。企业申请破产,为何却被法院拒之门外? 今年两会期间,政协一次小组会议上,当谈起国企破产问题时,一家央企董事长道出了自家遇到的烦心事。 两年前,这家央企下属的一家西南地区的企业在重组失败后,向法院申请破产。在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后,这家企业终于达到了《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但令人不解的是,企业却被“堵”在了法院门口,“进”不去。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支持,法院不愿意受理”。 无奈之下,该董事长给省领导写了封信,最终,行政力量介入后,法院才受理了这家国企的破产案。 “商事制度改革下,企业办‘出生证’容易,办‘死亡证’难。”这家企业的故事引发了政协委员们20分钟的讨论。 “法院受理破产案件,费时费事不讨好,影响结案率,所以没有积极性。”说起破产二字,一位政协委员一脸无奈。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坤成处理破产案件长达16年,在他所处理的案件中,部分国企破产程序长达两年甚至更久。 清理僵尸企业难,清理国有僵尸企业更难。 企业敢破产 法院不敢接 1986年12月,《企业破产法(试行)》出台,但该法仅适用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而且是试行。2006年,新《破产法》颁布,不仅实现了不同类型企业破产在法规上的统一,还给企业破产设立了清算、重整、和解三个窗口。但专业人士发现,破产法有了,破产案件却少了。 数据显示,2007年,企业破产案4200件,随后逐年下降,到了2012年,减少至2100件。与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注销的企业数量对比,进入司法程序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较少。 中国政法大学企业重组与破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适用破产程序案件的数量不足美国的0.2%和欧盟国家的1.16%。我国2014年每千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数量仅为0.11户,明显低于欧盟平均70户的数量。 有法学界人士认为,数字逐年下降,不一定是申请破产的企业少,也包括有的企业被一些法院拒之门外。“不是法条有问题,而是运用当中出现了问题。”在赵坤成看来,这首先反映出一个不能规避的问题:审判力量不足。 “破产案件涉及多部法规,如公司法、证券法……对法官也提出很高要求。”赵坤成说。 “还有法官内部考核问题”,在近期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李曙光提出,法院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对办理破产案件的法官不利。 “有的法官不想接破产案件。”新《破产法》对案件受理作出了相应的限期规定,但赵坤成发现,自己遇到的案子极少能在期限内立案。 一位有多年审理破产案件经验的法官告诉记者,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数量的减少,既有外部环境问题,也有法院内部问题。 “一些法院的考核体系是以数量论英雄,办一个破产案件可能要花几年时间,这影响法官去处理企业破产案件的积极性。”在这位法官看来,越是没人愿意受理,问题就积得越多;问题越多,法院处理就越难。“这逐渐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赵坤成说,按规定,只有上市公司、金融行业的企业申请破产时,才需要最高院批准。“但一些地方法院往往把破产案件再上报给上级法院。”“法院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土地、人员,甚至还有企业是否假破产的问题。” 有人对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寄予厚望,希望借此解决这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新在一篇文章里说,去年5月1日,《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立案登记制的司法改革大幕在中国拉开,但这两个文件都没有明确规定破产案件是否也实行立案登记制。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公告中提出,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的理由之一,是“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的财产和营业事务依法均由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均受到重大影响,故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 赵坤成寄望于法院“破产庭的建立”,希望这能为僵尸企业破产打开一条通道。 今年2月,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调研及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杜万华要求,人民法院要建立清算和破产案件审判庭,加强破产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 赵坤成表示,现在仅有深圳、佛山等地的法院有破产庭,如果各地法院都建立了破产庭,会有利于破产案件的受理。“趋势是好的,但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政府哪些该管 哪些不该管 赵坤成发现,在破产过程中,国企很难给自己做主。 比如在破产路径选择上,是清算还是重整?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较劲”得厉害。去年他接手了一个案子 一家央企申请破产,就出现了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打架”的现象,主管部门想清算,地方政府坚决不同意:必须重整! 考虑到税收和就业,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希望企业“活”下来。最后,地方政府赢了。在清算还是重整这个问题上,企业足足耗费一年,法院因为没有地方政府同意,一直没立案。 赵坤成告诉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和民企不同,国企破产不是债权人和股东点头,法院就能受理,还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的批复,还要求有企业维稳的预案等。 尽管新《破产法》实施后,为了让一些僵尸企业顺利进入破产程序,政府在后面“推了一把”。对员工多、小额债权人多、股东多的企业,政府在维护稳定上起到很大作用。 李曙光认为,许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需求或为了保持与主要信贷银行的“优良信用”关系,对僵尸企业采取各种帮扶救治措施,“借新还旧”,财政输血,甚至以政府信用帮助它们获得银行贷款。 赵坤成认为,在国企破产问题上,政府首先要解决好和法院的分工问题。“法院做程序上该做的事情,政府不要干涉太多。比如,在管理人选择和重组方选择上。” 在李曙光看来,尽管有的法院建立了破产管理人名录并通过摇号选取破产管理人,但最主要的方式还是通过政府机构主导的清算组来应对破产问题。政府介入在个案中或许有一定合理性,但大范围采用,就意味着破产的非市场化运作,造成了破产程序运转专业性不强,挤压了市场中介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 他建议,相关国资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应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汇集一批专家型企业家,更应以开放心态引进民企与战略投资企业家介入僵尸企业的拯救与处置。 “资产处置不当,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还可能造成资源浪费,不能有效盘活资产,无法充分发挥资产的造血功能。”赵坤成认为,国有资产的处置,在新法没有出台之前问题很多,现在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规范、严格,问题也在减少。 “虽然问题少了,但形势仍然严峻,要多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问题、行政审批与司法裁判的冲突问题、国资监管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协调问题。”赵坤成告诉记者。 他认为,在安置员工问题上,政府也要多些行动。“一涉及员工,问题就特别复杂。”比如,没有签合同的员工算不算国企员工?哪些人留哪些人走?员工欠薪欠保的问题如何解决?“法院一般只看企业有没有相关的处置预案,还有就是政府给不给兜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赵坤成建议,这笔钱应该优先给实施破产清算的企业用。“政府要做的是在政策上做好支持,比如维稳预案的制定、安置补偿等。” 尽管严格来说,破产是市场化的选择,政府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对于国企的破产,李曙光认为,现在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对下岗职工进行再培训,帮他们再就业。 国企破产处理要提高效率 国企破产周期长,有的长达两年甚至更久。这在法学界看来并不奇怪,因为国企面临的困难,往往比民营企业多。 比如对重整方案的选择。赵坤成说,国企要重整,谁来接盘很重要,这不仅要看是来自哪个行业的企业,还要看企业的资产规模、营利能力等,有的甚至要看是否愿意帮地方政府承担社会责任。 在资产处置上,一些老国企,资产来源“五花八门”,很难界定。 在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上,更需要加以平衡。“国企的债权人可能有银行、供应商,甚至可能有高利贷。还债资金的来源从哪儿来,这是法院要考虑的,也是地方政府要考虑的。”赵坤成认为,每个债权人的诉求都不一样,而且涉及现金、股票、股权等。 李曙光认为,破产法已运行9年,还有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适应的地方。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管理破产事务的经验,设立破产管理局。“建立破产管理局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经验,它是专门处理破产问题的机构。” 此外,李曙光发现,破产制度在运行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干预破产市场化运作机制的程度较深。这就要求政府在政绩考核制度上调整,打破以往的政绩预期,引导地方政府从长远利益出发作判断,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赵坤成认为,在新破产法实施过程中,有很多规定还不能真正有效率地实施。比如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比如,有房产的企业在申请破产前往往已经有民事诉讼,相关法院对房产进行了冻结查封。“有的案子甚至有30多道查封令,涉及近20个法院。”按照破产法规定,企业破产申请被受理后,这些法院应该主动解除查封。但赵坤成发现,实践中,很少有法院解除查封,多是通过协调解决,“浪费审判资源。” 另一个涉及效率的问题是,破产案件的处理时间,对于一些国有上市公司十分关键。比如上市企业因为净资产为负被停盘,要想恢复上市必须在下一个会计年度转为正,如果在下一个年度,资产由负转正,就需要企业在做年度报表之前把破产重整的流程走完。“这有时间上的要求,需要在案件受理、决策过程中,提高效率,但一些国企有时候效率低,能不能在一年之内完成这个工作,是一个问题。”赵坤成说道。 国企改革专家、上海天强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祝波善更关注的,则是僵尸国企是通过兼并重组,还是通过破产重整完成改革。 当前中央拨款的1000亿元,应该给哪些企业先用?赵坤成说,在处理僵尸企业的问题上,千万不要从上到下下指标,通过上报的方法或许更好。(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南方日报评论员 今年以来,广东文化传媒领域喜事连连。 继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交所挂牌成为广东首家在A股上市的省属国有文化企业之后,昨天,由省直四大骨干传媒企业和海通证券等专业机构共同发起的“广东南方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又正式揭牌。这是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举措,是我省构建市场化投资融资体制、以市场化手段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突破,对于支持广东媒体融合发展,促进文化与金融有机结合,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广东是媒体大省,发展起步早、市场化程度高,特别是广东报业,在全国享有盛誉。近年来,随着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迅猛发展,传媒业从内容生产、传播渠道到组织形态、竞争格局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作出了明确的战略部署。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省各主要媒体居危思危,以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为目标,大胆探索创新,努力推进内容、渠道、平台、管理等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传播力与竞争力。但是,我们也面对一系列亟待破解的新课题,诸如如何打造新媒体拳头产品,如何更有效地进行资本运作,如何加快资源整合力度,如何进行大手笔改革突破,等等。“广东南方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的设立,以百亿元规模的产业基金面向市场、面向广东、面向新媒体,正是破解这一系列新课题的探索实践,将对我省文化传媒产业大发展产生强劲的推动作用。 加大资本运作力度、加快实施“文化+金融”、“媒体+金融”战略,无疑是推动媒体加快融合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这既要遵循文化与媒体发展规律,也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广东南方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的突出特点是完全采取市场化方式进行管理,募集渠道市场化、投资项目市场化、运营流程市场化。不同于传统的政策性产业基金,该基金主要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由市场化组建和运作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担任基金投资的最高决策机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不直接干预基金具体管理和运作。也就是说,文化传媒是“体”,资本和技术是“翼”,一体两翼,相辅相成。“广东南方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将主要投资于省直文化企业推荐的重点项目和其他新兴文化产业项目,无论是从设立时间还是募资规模看,该基金目前都位居国内同类型基金前列。毫无疑问,通过资本撬动产业,既有利于推动主流媒体积极转型,增强传播力和舆论引导能力,更好地承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职责使命,又有利于推动广东传媒业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冲破以往收入结构过于单一、抗风险能力不强的桎梏,势必将焕发出更蓬勃的活力和更强的竞争力,进而助推广东加快抢占文化传媒发展新高地,加快构建新的充满正能量的舆论引导格局。 “集结号”已经吹响。可以预期,广东将以“广东南方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设立为契机,推动文化传媒业与金融结合,推动文化传媒业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相结合,广东文化传媒业将迈向一个值得期待的大发展新阶段。经济下行的原因是什么,是反腐败的错?反腐败与经济发展究竟是什么关系?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就上述一些问题作了详细的解答。“经济下行受客观规律制约,与反腐败没有直接联系”问: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有人把责任算到了反腐败头上。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答:毫无疑问,把反腐败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在经济学上也不成立。当前经济下行主要是因为经济内在的规律发生作用。首先一个变化是经济进入新常态,表现为增长速度在下降,因为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与过去比下降了。什么叫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指其内在经济功能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自然达到的增长水平。各种宏观政策调节的结果实际上是围绕它上下波动,政策刺激一点,可能比以前增长高一点,刺激少一点就低一点,但总体都是围绕它在变化。现在这条线整体下移了,下了一个台阶,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是“换了一个档”,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必然的。国家宏观政策刺激会有效果,但效果就是在这个档位波动。所以,现在经济下行是经济客观规律的体现,与反腐败本身没有直接联系,他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不要把逻辑生拉硬扯。“腐败破坏公平正义,反腐败优化了市场环境”问:您刚才说反腐败与经济下行没有关系,那反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答:反腐败实际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经济学角度看,反腐败能降低交易成本。过去办事要花钱,完成交易很复杂,自然就提高了交易成本,破坏了公平,而通过反腐败自然就降低了成本。这是其有利于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另外,腐败行为实际是对公众所创造财富的侵占,直接损害了整个公众利益和国民财富,因为它将公众财富私人占有了,当然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通过反腐败能解决这个问题,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所以从长期来看,反腐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而不是损害和阻碍。“反腐败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因素,并非一反腐败经济马上就上去”问:反腐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清楚显现?答:反腐败对经济的正面作用显现需要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不会短期立竿见影。现在还有一个误区,认为一反腐败经济马上就上去,这也不科学。因为反腐败只是创造一个优良的经济环境,它不是提高生产力的直接因素,经济学不是这个逻辑。直接的逻辑是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等的进步,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因素。反腐败只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让它不腐败、变得透明,没有各种灰色空间和灰色成本,经济运行更加畅通等等,而不是直接推动经济发展。我举个近期的例子,比如楼市,房贷政策稍微放松一点市场可能就有反应了,你说它跟反腐败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它只跟房贷政策等经济手段有关系。经济活动是生产力行为,对它起直接作用的是调控、刺激的政策,你不能说不搞反腐败或者搞反腐败楼市就会上去,其中没有直接的关系。“把眼下经济下行归到反腐败,意思就是不要反了嘛。”问:对于反腐败影响经济的说法我们怎么看?答:有的人把眼下经济下行归到反腐败,意思很明白,那就是不要反了嘛。如果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也会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不正确的理解,那就是全面从严治党你也不要搞了,这是别有用心的想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反腐败是激浊扬清的政治行为,让那些品行差、庸懒散怠的干部受到惩戒,让那些德才兼备、遵纪守法的干部得到鼓励,有利于干事创业的风气形成。这都是对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利因素。渲染反腐败导致不作为的现象,夸大少数干部不作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这种说法的逻辑错误所在。程连元 资料图。中新网昆明3月27日电(记者 马骞)27日,一则来自昆明报业传媒集团新媒体掌上春城的报道称,昆明市和法国格拉斯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签字仪式在昆明举行,两市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程连元出席签字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喜良与法国格拉斯市长杰罗姆 维奥签署协议”。这是程连元首次以云南省委常委的身份出现在官方媒体上,确定进入云南省委常委。资料显示,程连元为“60后”,工学学士、管理学博士、高级工程师。自1983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北京就职,历任北京市二轻机械厂技术员,北京市二轻工业总公司干部、技改处副处长、副经理,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北京京仪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北京市工业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共朝阳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副区长、代区长、区长。2012年7月起,程连元任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2015年获评全国优秀县(市、区、旗)委书记称号。2015年7月,程连元调任昆明市委书记。此前,连续两任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高劲松接连落马,曾担任过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也在去年两会闭幕当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也就意味着,昆明自2007年以来的三任市委书记均已落马。因此,程连元调任昆明市委书记,格外引人关注。在2015年10月云南公布的14项人事任免名单中,程连元任云南滇中新区管委会主任。公开报道显示,程连元到任近八个月以来,数次对滇池治理、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层社区社会治理、城市规划、扶贫开发等重点工作和重大工程项目进行调研。程连元表示要把保护和治理滇池作为“一把手”工程,扎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也提出“加快推动昆明弯道超车跨越发展”;他提出“民生问题是最大”,也表示打牢基础确保滇中新区开发建设开好头起好步,“滇中新区筹备不放羊”。(完)本报讯 由李岚清同志组织挑选曲目的工具图书《世界著名歌曲45首》近日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为江泽民同志为该书所作序言全文。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增强,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文化交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用各种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国优秀文化介绍给全世界,同时也要学习和了解外国的先进文化,这对促进我国与世界各民族之间交流和增进友谊具有重大意义。 文化的交流是心灵的沟通。我们在国际交往中,如能了解一些对方的文化,则会大大拉近彼此的距离,更容易获得相互认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帕瓦罗蒂等世界三大男高音访华时,就曾经演唱过精心准备的中文歌曲,一下就拉近了与我国观众的距离。由此想到,中国的艺术家越来越多地登上国际舞台,到国外推广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同时,如果他们在适当的场合,能演绎一下对方的文化艺术,不仅体现对别国文化的尊重,也会使我国的艺术家更加受到对方的尊重,从而会进一步提高文化交流的效果。不仅文化交流时如此,其他交流时,可能也会起到类似的效果。 出于这个考虑,我特请李岚清同志组织挑选了45首世界著名歌曲,推介给中国的艺术家们和从事其他对外交往活动的同志们参考,希望有助于他们在国际交往中能提高对彼此文化的尊重,增加对不同文化认同,增强彼此友谊和交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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