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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6-13

“甘老觉得当时从下到上的渠道太少了,缺少体现百姓呼声的途径。”喻国明说。甘老常教导他们要关心这些来投诉的民众,尽各自所能做好接待与解释工作。

“现在新闻系的老师都有一股劲,要重新让新闻系焕发青春,可我们年纪都大了,需要你们这批小青年来接班。”对于1981年硕士毕业后想回家教书的童兵,甘惜分极力挽留。于是童兵成了他的第一位博士。

研究视角变化在1979年已有显现。童兵回忆,1979年10月,甘惜分在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新闻组会议上发言说:“报纸是人民的,是属于人民的,党报同时也是人民的报纸,应当充满人民的声音,应关心他们的疾苦,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要为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而努力奋斗。”

围绕“致远”最大的谜团,就是它沉没的真正原因。

在童兵看来,甘惜分创办领导舆论研究所的经历也给他自身带来了变化,“更加关心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更加同情普通民众的民主要求”。

除在学校任教外,他还受邀奔波于各地作报告。但儿子甘北林却直白地告诉甘惜分,他接触社会的途径太少了,“你每次出去作报告都是被前呼后拥,看不到真实的社会”。

打破批评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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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国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甘惜分不断在会议、文章中倡导,这个原则被官方逐渐接受,开始逐渐有控制地报道一些突发性事件,“从这一点来说,甘老师真是执着地提出问题”。

“后来我们知道,他有很多很多值得一提的东西。”喻国明回忆,当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发表讲话,甘惜分是现场记录者;刘胡兰事迹、杨虎城将军被杀害等有影响力的事件,都由甘惜分最早编发或发表。

“8天前的元旦还来看望老师,还感慨当时老头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是这两年最好的时候。”喻国明感慨。

刘燕南是文集编委会的秘书长,负责整理老师的经历和文章。有的作品年代久远,图书馆没有收录。当翻出字迹潦草的原稿,一些字连甘惜分也一时认不清了。大家把原稿一字字敲进电脑,两年共整理出180万字。

这位被视为正统的新闻工作者,将“新闻”的定义落在了“特殊手段”。

职业的转折发生在1955年。甘北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新中国那时要培养新闻人才,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立新闻专业,但国家没有教材、没有师资,请新华社物色人选,就把39岁的父亲挑来,“直接说你是副教授,定的是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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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兵是甘惜分的第一届研究生。童兵还记得,1978年上新闻理论课的时候,甘惜分认为原先学界对新闻的定义不够严谨,倾向性不明显,“他认为,新闻除了报道事实之外还要评述事实,而且要影响舆论”。他给出的定义是:“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

“凡是影响重大的、凡是与老百姓生活有关的、哪怕是不利的事情,也应该及时地报道。”他向中央领导写信,有前因后果、有定量分析,倡导打破这个禁区。

那时,南方一名学者主张“报纸是商品”,甘惜分撰文批评他,认为“党报怎么可能是商品”,“他说报纸是商品经济的产物,甘老师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两人的观点是相对的。”郑保卫认为,前一个观点是探讨近代报刊最早发生、产生的原因,甘惜分讲的更多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考虑问题。

这些观点逐渐进入了官方话语体系。近年来,越来越多高级干部表态,“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同样是正能量”,四川省纪委书记甚至公开“抱怨”称“批评报道一篇也没见到”“媒体的思想还不够开放”。

围绕“致远”最大的谜团,就是它沉没的真正原因。

这些外人看来光鲜、传奇的经历,甘惜分却很少在讲课中提及。

那时中国新闻学学术著作中,该书发行量在20万份以上,这在全国绝无仅有。




(责任编辑:中国黄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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