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联系我们
网站地图
邮箱
旧版回顾



正规网络博彩平台BBIN

发布时间:2018-05-27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近日,教育部发文称,从2017年起,EMBA纳入全国统一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从2016年12月1日开始,各院校不得再自行组织EMBA招生考试。另外,教育部还对招生纪律、合理定价、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范,杜绝“培训班”式、“放羊”式的培养方式,严禁“花钱买学位”。这一动作在行业内引发了不小“地震”。EMBA纳入全国研究生统考,能否改变EMBA办学水平良莠不齐、“花钱买学位”等乱象?这对2016年的EMBA市场能造成什么影响?对此,北京青年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学校 一个咨询电话4个老师催学员报名 EMBA的中文全称是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最早诞生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管理学院。我国自2002年7月起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32所高等院校开展EMBA教育,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多所高校的EMBA因其高昂的学费、“放羊”式管理及“贵人俱乐部”备受争议。 记者以考生身份咨询多所设EMBA教学的高校,不少高校为赶上自主招生“末班车”,推出增设班级、降学费等方式来招揽学员,并不断打电话催促考生快点报班。 在打完几所高校的招生电话后,北青报记者的电话不断响起。在致电人大EMBA10分钟内,负责深圳班项目的4位老师回拨记者电话,希望能尽快面谈,确认报名事宜。而对外经贸大学的招生老师在次日打来两次电话,不断“劝说”记者报考该班。 在听到记者有所犹豫后,对外经贸大学的招生老师说:“我们最近接到好多咨询电话,之前不太着急的学生也变得着急了,你等到明年就要参加全国统考,这对一个刚毕业的考生而言也是非常难的。”最后,该老师还十分热情地说:“建议您赶上报名的末班车,提前报名就可以提前上课,也能多结识人脉。” 为揽生源增设班级推“奖学金”政策 一位对外经贸大学EMBA招生处的老师介绍,学校正在进行2016年春季班招生工作,如果报名人数过多,学校会增设班级。“学校往年春季班招满人就不会招了,但今年政策有变,报名人数增加了,学校才考虑多开班的。”这位老师还透露,学校计划综合资本、影视传媒两个专业的班级各招35人,目前综合资本班的名额已经快满了,影视传媒只剩下七八个名额。就学费问题,对外经贸大学的招生老师则透露,报名学费依旧是36万,但是学员如果不申请学位,只要结业证书的话,学费可以降至26万。 而中国人民大学EMBA则推出限时“奖学金”政策,放宽了学员报考条件。负责招生的老师表示,该校EMBA春季班分北京和深圳两地招生,两种班型都推出了限时报名的“奖学金”政策,鼓动前来咨询的人赶上“全国统考”前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的学费是46万,5月30日前完成报名的,深圳班有10万奖学金优惠,北京班有7万的奖学金,深圳这边28个名额已经有10多个报名了,要读的话得抓紧。” 电话咨询时,项目老师简单询问了记者的所在单位、职位和年龄后,告诉记者,“像您工作5年的人,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但北青报记者查询发现,在其官网的报考条件一栏写着“具有八年以上工作经历,并具有五年以上管理岗位工作经验”。 学员 赶在12月大限之前扎堆报名 着急的不只是学校,教育部下发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从2016年12月1日开始,各院校不得再自行组织EMBA招生考试”。北青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学员想赶在自主招生截止期前报上名。 随访中,现就职于某金融机构的李先生正在打听各校考试难易和学费,准备综合比较后进行报名。“工作了五六年想再上一个平台,最近就在考虑读个EMBA,现在看来得赶紧报名了。”李先生坦言,身边的几个朋友原本也没有打算非得在今年读在职研究生,但“全国统考”的新政一出,大家都在积极打听报名信息,其中既有想上EMBA的,也有考MBA的。 “各校自主考试比全国统考的难度低很多,工作之余也没有时间准备考试了,希望能赶上自主招生最后的‘末班车’。” 影响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 全国统考将改变报名及就读人员构成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将现行的各校自主招生改为全国统考的招生方式,不仅规范了招生纪律、合理定价、教学管理等办学细节,极有可能提升EMBA的含金量,“跟之前的高价混学位那种相比,含金量无疑是增加了。” 中国EMBA“落尽繁华”后能否“见真淳”呢?储朝晖认为,首先在定位上要将EMBA定位为专业学习,而非仅仅建立商业关系网络,编织政商关系网;再就是在管理和评价上都必须严格遵守专业规则,依据专业标准,不能见钱就给学位。如此,EMBA才是有含金量的,才能可持续地健康发展。“像一些学校不着眼让其EMBA培养更专业,更有社会价值,而是盯着最后一年自主招考来揽生源,这无疑是短视的。” 另有业内人士议论称,EMBA改成全国统考后,或将影响报名及就读人员的构成。储朝晖认为,一线城市EMBA报名者相对年轻,学习能力较强,他们更加欢迎全国联考,“但在二三线城市,部分报名者学习欲望强烈,应考能力又相对较弱,统一考试可能会拦住一部分这类人群,让EMBA逐渐跟MBA的招生更加靠近。” 储朝晖还介绍,EMBA作为MBA专业学位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与MBA的定位有所差别。由于MBA入学考试需要考外语、数学,这就给那些管理经验丰富但离开应试环境多年的企业高层人员设置了门槛,“目前国内MBA考分高的往往是那些大学毕业3年左右、应试能力强的年轻人。” 据相关媒体报道,全国MBA指导委员会近日将召集部分高校代表就“统考”新规进行探讨,其中包括统考的科目、分数线等具体规定。储朝晖表示,接下来,确定具体的考试科目设置和考察形式需谨慎再谨慎,毕竟EMBA一直都强调实践性,“统一考试不应脱离实践,否则,这又会延伸出新的问题。” 现状 入学门槛低 笔试还可补考 在教育部下发将EMBA纳入全国研究生统考的规定后,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相比两年前下发的EMBA“禁官令”,这次打击会更大。 2014年,中央下发《关于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参加社会化培训的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明确规定“严禁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的培训项目和各类名为学习提高、实为交友联谊的培训项目”,并且要求“已经参加的要立即退出”。这引发领导干部退学EMBA风潮。一名高校的EMBA招生老师则明确告诉记者,如今学员里“官员”、“国企大领导”们几乎已销声匿迹。 记者了解到,目前EMBA根据城市、院校等的不同,学费为每年10万元至60万元不等,高校里的EMBA班常被外界诟病为“高价混圈子”,而学习阶段则存在极低门槛。 人大深圳EMBA班的招生老师向北青报记者介绍,人大目前入学考试是笔试加面试的形式,如果考试不过,学校还会给二次补考的机会。目前学校自主命题主要涉及管理类的题目以及基础英语,其中面试成绩占更大的比重,“我们在考前发给考生复习资料,认真复习问题不大的,面试主要是看考生的综合素质和管理经历,这是我们最为看重的,本科底子只要不太差,通过不成问题。” 对外经贸大学的招生老师则介绍,入学笔试前,学校会给学生发样题,“基本都能通过”。另外,如果学生不能按时毕业,还可延长两年时间。对于“不能按时上课”这个问题,该老师回答:“我们的学员都会因出差、工作繁忙等不能按时上课,但都可以事后补课的,不会影响毕业。” 王美(化名)是国内某大型商业银行的支行行长,她曾于2005年就读人大的EMBA班,为追求高端人脉圈,时年40岁的她选择了这种“镀金”方式,“人脉圈很重要,我们单位只推荐业绩前十名的管理人员来读书,单位还报销学费,当时25万的学费不便宜,按照物价能在北京买半套房了。”她坦言当年较为正规,入学先面试后笔试,各环节都会刷人,入学管理学、高等数学、微积分等都得考,而这几年读EMBA的生源品质有所下降,“不像我们那时,一个班32人,大半儿都是官员,入读的企业家还是有些分量的。” 不具资质的高校也跟风开班 据一位不具姓名的某著名高校经管学院教师回忆,2010年前后,走高端路线的“EMBA”招生逐渐呈现良莠不齐,“确实有民营企业家为了攀政府和国企领导关系,专门来上这个班,也曾风闻有官商抱团的现象,招生火爆,很多并不具备招生资质的学校也看准商机开这类班,这种背景下,招生和办学就泥沙俱下了。” 据新华社报道,尽管教育部公布的具有EMBA招生资质的院校仅64所,但目前开设EMBA课程的院校远远超出这个数字。某高校EMBA项目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一些不在规定名单里的院校和社会机构也会以“EMBA研修班”的名义开设,相比“正规军”,这些课程毕业后是拿不到正规学位的,纯属“花钱买人脉”。 本组文/本报记者 李梦婷 刘旭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题:不是缺“纸”,是缺“服务责任心” 新华社记者潘强、强勇 因为“没纸”,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7个多月未发出过一张商标注册证,这一事件近日曝光后引发各界广泛关注。相关部门回应并致歉,称纸张供应已到位,正加班加点印制,积压的商标证5月底前可全部发放。 商标是产品的身份证,是企业打造品牌的“生命”,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宝”,对企业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商标不能按时注册,产品就不能正常入市流通,企业就不能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每拖延一天,都会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可相关部门大半年竟然发不出一张商标注册证,而且连个公告、解释都没发布,不但反映出服务效率低的问题,也反映出作风不实和慵懒散漫的问题。 商标局在近日的公开回应中称,“没纸”的原因是“采购环节手续繁琐,部门衔接不畅”。可缺“纸”去年8月就出现,为何缺“纸”的原因不能及时向企业和社会公布?归根到底,商标局缺的不是“纸”,是服务社会的责任心。 记者梳理发现,缺“纸”的不仅仅是商标局。近年来,类似的“荒诞剧”在全国各地时有上演。例如,在河南偃师、贵州贵阳等地,多家医院曾因缺“纸”而无法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令孩子上户口、办独生子女证等受到影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拖延症”折射出服务效率的低下,不仅会削弱百姓“获得感”,还会降低政府公信力,损害政府部门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数据统计显示,全国每天新增企业上万家,商标注册的申请量不断增加。在简政放权、供给侧改革等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果一些部门的作风不改、服务效率得不到提升、“服务责任心”得不到加强,无疑会影响经济转型升级和改革成效。 “拖延症”是病,得治。一方面,积压的商标注册要尽快发放,尽可能减少企业损失,对相关责任人的“拖延”行为要予以批评处理;另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要吸取教训,不能等到媒体曝光才整治,要增强为民办事的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真正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中新网4月11日电 近日,《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 2050年)》(下称《规划》)出台。规划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时间段,近期要实现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的发展目标;中期实现中国足球动力更足、活力更强、影响力更大,跻身世界强队的发展目标;远期则要实现足球一流强国的目标,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规划》称,近期是从现在到2020年,这个阶段要实现中国足球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的发展目标。保基本的含义是,人民群众对足球运动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开展足球活动的场地、时间、经费得到基本保障,全社会关心和支持足球发展的良好氛围基本形成。保基本的含义是,人民群众对足球运动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开展足球活动的场地、时间、经费得到基本保障,全社会关心和支持足球发展的良好氛围基本形成。打基础的含义是,中国特色的足球管理体制机制初步建立,政策法规初具框架,行业标准和规范趋于完善,竞赛和培训体系科学合理,足球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使每万人拥有0.5 0.7块足球场地。《规划》提到,中期从2021年到2030年,这个阶段要实现是中国足球动力更足、活力更强、影响力更大,跻身世界强队的发展目标。动力更足的含义是,管理体制科学顺畅,法律法规完善健全,多元投入持续稳定,足球人口基础坚实。每万人拥有1块足球场地。活力更强指的是,校园足球、社会足球、职业足球体系有效运行,各类市场主体踊跃参与,足球产业规模有较大提高,成为体育产业的重要引擎。影响力更大指的是,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体育大国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规划》表示,远期从2031年到2050年。这个阶段要全力实现足球一流强国的目标,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共圆中华儿女的足球梦想,为世界足球运动作出应有贡献。【光明日报 理论 实践 知行论坛】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绿色发展理念重大意义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发展新理念新思想绿色发展是“很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这段重要论述从政治的高度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发展战略,直指生态文明建设的要害。什么是政治?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31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夯实执政基础,而最牢固的基础,就是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就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此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十年动乱结束后,人民热切盼望在“站起来”的同时能够“富起来”,党顺应人民的呼声,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进一步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党同样要以人民的愿望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就任党的总书记后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同志饱含深情地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段话中,把“更优美的环境”列为党的奋斗目标,揭示了今天我们党要巩固执政之基,就必须实现人民对优美环境的愿望这一朴素而深刻的道理。2013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定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四个月后他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再次指出:“要给你们去掉紧箍咒,生产总值即便滑到第七、第八位了,但在绿色发展方面搞上去了,在治理大气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贡献了,那就可以挂红花、当英雄。反过来,如果就是简单为了生产总值,但生态环境问题越演越烈,或者说面貌依旧,即便搞上去了,那也是另一种评价了。”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牢记总书记的要求,切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真正转变发展理念,永远把民心挺在前面,下决心走绿色发展之路。没有美丽中国就没有富强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中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梦,不仅是富强中国梦,也是美丽中国梦。而且从我国的国情来看,没有美丽中国,就很难有富强中国,因为资源与环境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们在经济总量上登上了世界“领奖台”,但是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与环境的代价。我们的“财富之母”土地,污染总超标率达16%,水土流失严重;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在全国100多个按新的空气质量标准监测的城市中,达标比例不到10%。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人对民族振兴的未来感到忧虑。2014年3月14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了水:“原油可以进口,世界石油资源用光后还有替代能源顶上,但水没有了,到哪儿去进口?”同年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又谈到了森林,指出森林“是国家、民族最大的生存资本,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关系生存安全、淡水安全、国土安全、物种安全、气候安全和国家外交大局。必须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不仅水和森林的约束在加剧,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等重要资源也日趋紧张,有的已经形成了发展瓶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振聋发聩地发出号召:“为子孙后代留下美丽家园,让历史的春秋之笔为当代中国人留下正能量的记录。”实现中国梦,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能够始终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占据制高点。而我们长期以来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不仅透支了大量的宝贵资源,更使许多地方的经济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甚至形成了路径依赖。这种状况如果再不改变,未来不要说制高点,即使是我们现在已经占据的地位都有可能失去,世界上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比比皆是。因此,下决心转型升级是我们的唯一出路。环顾世界,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各国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发展引擎,打造新的经济生长点。早在2010年4月,习近平同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时就鲜明地指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这一个大趋势现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了“绿色新政”,欧盟制定了《欧盟2020》发展战略,日本推出了“绿色发展战略”,韩国提出了《国家绿色增长战略(至2050年)》。以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迅速加入了“绿色大军”行列,制定《国家行动计划》并着手大力推进。他们的经验与思考,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必须高度关注的是,在许多科学家眼中,当前正在蓬勃兴起的绿色工业革命,堪称“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全世界兴起的时候,我们落伍了。以电子和信息技术开发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实际上只赶上了半程。而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我们与发达国家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一些诸如技术和资源领域不仅并不落后,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我们必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将绿色工业革命视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把环境约束转化为绿色机遇,加快制定绿色发展战略,用以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并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在节能产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以及电子技术、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海洋等战略性绿色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抢占未来世界市场竞争的制高点。绿色发展事关人民福祉民族未来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总书记严肃地指出:“这些年,北京雾霾严重,可以说是‘高天滚滚粉尘急’,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形象。”他还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2013年5月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他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环境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一头连着社会和谐稳定。他要求全党坚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生态文明不仅关系到当代人的福祉,更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绿色发展就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幸福感的构成是多元的,世界上有许多种幸福感评价体系,但不论哪种评价体系,也不论处于哪个时代,最基本的幸福指数永远是安全指数。在非绿色的增长方式下,环境安全、饮水安全与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证,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深切认识。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认真思考另一个最基本的安全问题,就是自然灾害频发的问题。台风、暴雨、洪水、泥石流、干旱,还有沙尘暴、雾霾等等,这些自然灾害每年都给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损失。据统计,我国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受灾人口最多的国家,每年自然灾害受灾人数占全世界受灾人数的一半左右。全球气候变化有自然界的因素,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人类活动方式对气候的影响。在温室气体的制造和排放方面,我们必须真正认识到,下决心减排是维护人民的核心利益而必须采取的重大举措。中国近代史无可辩驳地告诉后人,发展理念正确,才有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理念错误,即使国力一时称雄世界也难持久,终究会重陷衰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我们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来深刻认识绿色发展的重大意义,坚决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自己的一切工作,下决心走绿色发展之路,为建设一个美丽富强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作出当代共产党人应有的贡献。(迟全华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正规网络博彩平台BBIN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有两家美英杂志的网站在中国受到访问限制,《纽约时报》等与这些媒体就像大V相互声援一样,营造出指责中国屏蔽西方网站的舆论氛围。另据报道,美国贸易官员上月底首次将中国“网络防火墙”列入一个贸易壁垒年度清单,宣称中国屏蔽网站的现象“有所恶化”,给外方造成“巨大负担和损失”。 对境外极少数网站或其有害内容进行访问限制,同时又要保持中国互联网与世界的整体联系,维护信息的全球流动性,这需要很强的信息技术能力才能做到。中国做到了这一点,从而形成了中外之间既沟通,西方舆论力量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又没那么容易的格局。 网络防火墙不是真正的“墙”,而是针对互联网上一些具体有害或不安全信息源采取精确封堵的管理系统。它带来了中外之间一定程度上的不方便,但是应当说中外社会对这种不方便有了较强适应性,它可能带来的一些损失得到了相应的规避。 需要挑明的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都高度对应了西方社会经济及政治演进的节奏,它几乎“自带”了西方所主张秩序和规则的大量元素。它维护了西方已有的竞争优势,对西方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起了加固作用,也使得后发国家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面临更多困难。 “网络防火墙”重新巩固了互联网时代中国主权受到侵蚀的部分,它让西方肆无忌惮对中国做意识形态渗透甚至引导我们政治注意力的势头得到遏制,为中国学习使用互联网技术创造了相对从容的环境,为我们解决一些深层难题赢得了时间。 比如西方媒体近年来不断策划抛出重大涉华政治报道,试图主导中国全社会注意力的方向,直接为我们设置政治议题。“网络防火墙”可以说迎头痛击了这种企图,让西方媒体的一波波努力几乎付诸东流。 “防火墙”的这一关键作用必将得到历史的正面评价。当然,这不意味着“防火墙”就一定是某种永恒的东西。我们相信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当时的具体情况而织密或变疏,当中西软实力逐渐实现平衡之后,“防火墙”的存在价值将逐渐淡化。 我们还相信,保持开放性和捍卫自主性会是长期受到同等重视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原则,因为它们都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核心利益,所以短时间内的调节重点或有所侧重,但它们总体上的和谐统一趋势不容置疑。 西方控制着全球互联网超级信息平台的价值倾向、议题设置权以及主要信息的政治针对性等等。西方舆论力量试图在中国社会里长驱直入,并且宣扬这是现代世界的首要原则,他们是想把中国社会治理的政治和舆论部分进行归零,让西方主导的秩序和规则完全覆盖中国。 中国人切不可被西方忽悠了,忽视了“防火墙”出现的复杂背景。其实贸易自由化对世界发展更具实质意义,但是看看美国搞出了多少壁垒吧。美国人至今不许中国的华为公司进入美国一些领域,宣称这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网络防火墙”要帮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更有承受力,而不是真的让我们变得封闭和脆弱。“防火墙”的世界经验很少,中国只能摸索着做,通过它实现中国综合利益的最大化。 “防火墙”显然不是可以让我们高枕无忧的真正“长城”,也成为不了面对各种外部冲击的“万能钥匙”,对此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它为我们赢得的时间和自主性必须充分利用起来,构建我们真实的软实力和弹性、韧性。后一点我们做得越好,“防火墙”就将被证明越成功。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央视4月10日消息,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十名特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逃人员。这十名在逃人员是:赵建国、廖辉才、文龙坚、廖乃建、肖日初、吴春燕、谭敦辉、吴木星、王文龙、林永锋。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有关线索,同时检举、揭发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现有关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对提供线索的举报人以及检举、揭发有功人员,公安机关将给予奖励。通缉令(A级)赵建国、廖辉才、文龙坚、廖乃建、肖日初吴春燕、谭敦辉、吴木星、王文龙、林永锋公缉 2016 15号山西、辽宁、黑龙江、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公安机关正在侦办一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赵建国、廖辉才、文龙坚、廖乃建、肖日初、吴春燕、谭敦辉、吴木星、王文龙、林永锋现在逃。赵建国赵建国,男,汉族,1981年4月25日出生,户籍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乐余镇大寨东路101号。身份证号码:32058219810425261X。廖辉才廖辉才,男,汉族,1974年11月9日出生,户籍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宾州镇顾明村委会下寨村五队162号。身份证号码:452123197411091339。文龙坚文龙坚,男,汉族,1984年7月28日出生,户籍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大桥镇南梧街167号。身份证号码:452123198407282874。廖乃建廖乃建,男,汉族,1983年9月30日出生,户籍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宾州镇顾明村委会下寨村四队161-1号。身份证号码:452123198309301314。肖日初肖日初,男,汉族,1971年11月1日出生,户籍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新桥镇大林村委会科甲村139号。身份证号码:452123197111011018。吴春燕吴春燕,女,汉族,1978年8月6日出生,户籍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新桥镇新和村委会务本村127号。身份证号码:452123197808061082。谭敦辉谭敦辉,男,汉族,1977年5月23日出生,户籍地址:湖南省双峰县蛇形山镇泉塘村谭家村民组。身份证号码:432522197705236953。吴木星吴木星,男,汉族,1979年4月20日出生,户籍地址:福建省安溪县感德镇福德村福德17号。身份证号码:350524197904206010。王文龙王文龙,男,汉族,1989年2月21日出生,户籍地址:福建省南靖县山城镇翠眉村军营62号。身份证号码:350627198902210015。林永锋林永锋,男,汉族,1983年10月9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惠来县隆江镇江城居委杨厝寨村东四横巷2号。身份证号码:445224198310093076。请各地公安机关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工作,发现犯罪嫌疑人即予拘留,并速告公安部刑侦局。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每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公安部将给予人民币五万元奖励。公安部2016年4月10日原标题:变化环境下的水安全:问题与对策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武汉大学水安全研究院院长、教授夏军水利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水库水源地水质有11%不达标,湖泊水源地水质约70%不达标,地下水水源地水质约60%不达标。近10年来中国水污染事件高发,水污染事故近几年每年都在1700起以上。全国城镇中,饮用水源地水质不安全涉及人口1.4亿人。水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并应共同面对和解决的环境问题。3月22日世界水日,也是在3月22-28日中国水周期间,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联合主办的“水美中国”论坛在广州举行。面对日益突出的水资源问题,来自环保组织、企业、政府的数百位代表,从商业、政策及社会组织参与等不同维度,就水资源保护的经验和案例进行跨界交流,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水保护行动。本文根据夏军教授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未经发言者审阅。今天想讲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全球水安全与水战略。第二,直面中国水问题。第三,水的可持续利用对策与建议。水安全事关国家安全问题首先谈一下关于水安全和水战略。水安全在国际上是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水安全的含义是非常广的,涉及到水资源的供水安全,也有防洪安全,每年广东、湖南、江西容易发生洪涝灾害,到汛期9月份大江大河发生灾害,再往后一点北方的河流也会发生洪涝灾害,因此供水和防涝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我们有水质安全和水生态安全,水产生了问题,水多了、水少了、水脏了就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人居环境的变化。此外,中国也有很多国际性河流,跨境河流也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涉及面非常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水安全的定义,是关于水安全定义的一种,人类生存发展所需有量和质保障的水资源,可以被人类所利用的水叫水资源,包括了量和质的两个概念,除此之外还需要维系流域可持续的人与生态环境健康,确保人生命财产免受水灾害损失的能力。还有一个定义是涉及水灾害、滑坡、地震、泥石流等等,因此水安全的定义是相当广泛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水资源压力非常大。水与人类未来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呢?首先不光是我们当代人,子孙后代未来的生存也需要清洁的水,很多政策都在研究水需求的驱动机制是什么,包括了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粮食安全、贸易的驱动机制,此外就是全球变化,它导致了水资源发生变化,水质变差了,这就涉及到全球变化与水安全问题。此外,水与人体健康、水与环境、水与生态的问题叫水与环境健康,到2050年全球城市化率达到70%,大部分人居住在城镇,因此水与城市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生产粮食需要水,我们的能源需要水资源,水与能源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未来的水变化,以及水安全战略与对策是联合国现在非常重视的,也是国际水资源协会等水组织重点关注的问题。3月22日的世界水日是1993年1月18日第47届联合国U N大会作出的47/193号决议,根据U N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第18章所提出的有关水资源保护、开发、管理的原则,考虑到虽然一切社会和经济活动都极大地依赖于淡水的供应量和质量,但人们并未普遍认识到水资源开发对提高经济生产力、改善社会福利所起的作用;还考虑到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许多国家将很快陷入缺水的困境,经济发展将受到限制,因此确定每年的3月22日为世界水日,旨在推动水资源的综合性统筹规划和管理,加强水资源保护,解决日益严峻的缺乏淡水问题,开展广泛的宣传,以提高公众对节水意识、开发和保护水资源的认识。2016年世界水日确定的主题是“水与就业”,大家知道水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就业问题也是全球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水如果做到可持续利用,实际上对就业是一个非常大的带动作用,3月22 28日也是第29届中国水周,宣传主题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中国的水安全问题十分严峻中国无论是南方、北方和东北都面临着严峻的水资源挑战,这个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尖锐,一个非常简单的、粗浅的指标就是总用水量,你要用多少水和可以供的水,如果用水量大于可供的水,就说明水量不够,中国有八大流域,还有西北、西南等,总共10个区域,10个区域里面有5个是红颜色,供应是不足的。二,水污染水环境问题依然比较严重。环保部公布的《2015年上半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监测的956个地表水控断面中,IV类水以上比例为3 6 %,其中IV类占18.9%,V类占6.7%,劣V类占10 。3%,大家把这些数字加一下就知道我们面临的水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三,中小河流山洪灾害与城市内涝问题突出。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损失超过全国水灾害损失的2/3,近三年60%以上的城市发生过内涝灾害,这就是为什么提出海绵城市建设的原因。四,水生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五,全球变化可能加剧中国水危机的风险。自1949年以来,中国水旱呈现增加趋势,水旱直接加剧了水环境的脆弱性。因此,在自然禀赋方面,中国水资源时空变化大,水土资源不匹配,人均水量少,仅为世界平均的1/4。环境变化产生了四大水问题,包括水多、水少、水脏、水浑浊,水危机威胁水安全,包括直接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社会安全,所以这些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社会、政府、科研部门、流域管理机构、社会公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就涉及到水的可持续利用和建议。2000年,全国人均可用量是600吨多,到2030年人口突破16亿,最近二胎也放开了,中间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不管怎么说,人口在2030年左右达到16亿,总用水量达到7101亿吨,中国北方人均可利用总量是292吨,全国人均可利用总量是508吨,这类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全社会节水是唯一必经之路“十三五”期间中国水资源的重大需求是什么呢?其核心是支撑2020 2050年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健康,要有良好的生态关系,这里涉及到水安全的保障问题,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理念下,破解中国复杂的水安全问题,包括城市水、农业水、环境水、生态水以及国际河流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个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全社会节水战略是应对中国水危机、保障水安全的唯一的必经之路,无论气候怎样变化,这都是一个最有利的对策。中国用水的总量呈增长趋势,人口是刚性的,人口增长了,水用量必然要增长,针对这个问题,建议加速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和社会节水战略。举一个例子,2012年UNEP国际水战略项目中有一个启示,他们提出怎么样提高水的生产率,不是利用效率,水的生产率是指从生态系统影响中解耦经济增长。未来几十年,人类的主要挑战在于满足2050年高达90亿人口所需的能源、土地、水资源和材料的需求,同时要承受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健康威胁的影响。为应对这一挑战,国际上提出“绿色经济”转型,绿色增长、绿色发展,要朝这块转型,探索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模式,为实现该目标,需要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及水资源利用效率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2012年UNEP国际资源小组公布了从环境影响和经济增长中的解耦自然资源利用的报告,解耦是指使用最少的资源,例如水、化石燃料来保证经济增长,解除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依赖性。水资源解耦是指单位经济活动水资源使用率减小,可通过随时间变化的经济输出与经济输入(即用水量)的比值体现出来。水资源解耦的核心问题是要打破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之间的联系,集中方式就是相对解耦,水资源面积增加了,但水资源的增加率比GDP增长率要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也是一种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下面要谈到的,这是在国际上比较推行的绝对解耦。什么叫绝对解耦?就是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使水资源使用量减少,带来的挑战是中国社会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还处在相当波动甚至向下滑的阶段,怎么来最大限度实现水资源解耦,途径在什么地方呢?以新加坡为例,因为新加坡的例子是国际水组织比较提倡的、非常好的用水模式,新加坡经济增长25倍,用水量只增长5倍,新加坡居民住宅用水量(1995-2005)不是零增长,而是衰减的,怎么达到衰减呢?在用水量减少的情况下,实际上保证了生态环境的用水,为了做到这点,它实现海水淡化、中水循环,通过高科技的循环利用生产出来的水可以直接喝,过去马来西亚向新加坡供水,就像深圳向香港供水,如果马来西亚不向新加坡供水,他们就会发生国家战争,现在新加坡通过发动它的节水战略,每个房屋自备的雨水利用都做到了极致,所以他们不需要马来西亚也能独立供水,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启示。水管理体制与制度创新至关重要我的第二个观点是保障水安全需要依靠科技创新,只有科技创新才能解决刚才说的瓶颈问题,中国经济要发展,要有非常好的生态环境,好的生态环境就需要水,社会经济也需要水,怎么处理好这样一个矛盾呢?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水系统问题,它不光是水量、水质、社会经济、人文活动。要解决问题,科技创新与现代化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比如低成本高效率污水处理新技术,在生物膜方面需要有创新;还比如海水淡化,这是有条件的,它必须靠近海,没有海,成本照样上去,海水淡化中的能源消耗是非常厉害的。此外,虚拟水/流域水的综合管理,都需要科技创新。我的第三个观点是中国要实现水的可持续利用,水管理的体制与制度创新至关重要。过去中国是“九龙治水”,是从防洪的角度,而现在面临着水量和水质问题,涉水部门多,但尚无全国层面的节水法律法规,同时我们要唤醒公众的节水意识。建议尽快制定国家水安全中长期规划和战略线图,从中国国情和发达国家的水管理经验教训看,以2020年零增长,2030-2050年逐步实现负增长为总体目标,制定中国水安全的战略目标。有效的途径就是“产学研用政”协同与联合的中国水安全科技创新联盟,来把城市水、农业水、环境水、生态水、流域水以及国际河流统筹管理,其中产业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的第四个观点是教育为本,道德为先。道德就是要重视水,把水作为生命之源,建议积极推动节约水资源、保护环境、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共教育与宣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实现全民教育、全民行动,希望在全国甚至在农村进一步拓展。为实现水美中国,为子孙后代留下清洁的水、土地与空气,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梦目标,大家一起努力、奉献与奋斗。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整理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正规网络博彩平台BBIN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开好局,全国两会结束后不久,河北、云南两省的党政一把手即率团外出取经。一北一南的两个省份取经的地点并不相同,河北主攻发达省份 北京、天津、浙江;云南更偏爱西部邻省 贵州、广西。 省份之间的交流取经是常态,不过向谁取经、如何取经仍是有意思的话题。北京青年报记者梳理了十八大后各省之间交流学习的情况,因为各省之间不同层级的交流较多,主要关注了党政一把手带队的党政代表团出省取经情况。 3月22日,一架波音737飞机载着云南党政代表团的88名团员离开昆明,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省长陈豪等主要领导也在机上,接下来的5天,他们要拜访广西、贵州两个近邻省份取经学习。3月28日,河北紧随云南之后,奔赴省外学习,首站浙江。 21个省份党政一把手带队取经 每年全国两会后,不同省份的交流学习即开始,云南、河北是2016年打头阵的两个省份。十八大以来,据北京青年报记者统计,全国31个省份中至少有21个曾由党政一把手两人带队组建省级党政代表团,赴其他省份考察学习。 省份之间的交流取经团其实有多种形式。以省为例,有像云南这样省委书记、省长同时带队的党政代表团,也有省委书记或省长一人带队的党政代表团,还有专职省委副书记带队的党政代表团。党政代表团之外,还有省政府代表团,前者包括党政两个序列的相关人士,后者则只有政府序列的官员。直辖市、自治区与之类似。 省级党政一把手同时带队的党政代表团是其中层级最高的一种。十八后,仅青海、内蒙古、新疆、西藏、福建、浙江、安徽、吉林、陕西、山东暂未派出这样的高层次党政代表团。不过北青报记者注意到,青海、内蒙古等地在十八大前曾派出这样的代表团,2012年9月,青海省党政一把手曾在十八大召开前带团向新疆、内蒙古考察学习。另外,上述省份十八后虽无最高级别的省际交流学习,但其他层面的交流学习并不少。 贵州党政代表团3年学习9省 对河北省党政官员来说,这样大规模的集中学习还是十八大以来的首次。北青报记者注意到,河北上一次由省委书记、省长带团外出学习,还是2014年,当年7月、8月先后考察学习了北京、天津。而这一次,从3月28日开始,5天内他们先南下再北上,密集考察学习了浙江、北京、天津三地。 而对贵州的党政官员来说,这样的集中考察学习他们十分熟悉。贵州可能是最常“取经”的一个省。从2013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贵州党政代表团都会外出学习5天左右。2013年4月9日至13日,考察学习长三角的上海、浙江、江苏三个省份;2014年3月20日至24日,考察学习珠三角的广东、广西,当年8月3日至7日考察学习甘肃、宁夏;2015年3月28日至31日,考察学习云南、福建。据粗略统计,十八后贵州省委书记、省长带领的党政代表团至少已赴9个省份取经学习。 除贵州外,广西、广东、天津等省份的党政一把手也将赴外省考察学习作为每年保留项目,自2013年起每年至少外出考察学习一个省份。另外,如江苏、湖南、北京、上海、宁夏、湖北、海南、江西这9个省份,前三年中至少有两年外出学习,江西最近两年也已考察学习了8个省份。 上海3年迎来10省最高取经团 并非所有省份都会迎来取经队伍,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同时带队的省际最高层级取经团。北青报记者梳理发现,上海是各省份最爱去取经的地方。 截至目前,上海已经迎来10个省份的最高级别党政代表团。其中,2013年上海接待外省学习团的次数最多,一年之内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至少会见了6个省份的党政一把手,特别是当年5月,江苏、黑龙江两省的官员前后脚到上海参观学习。 有些省份还会反复向上海学习。比如贵州党政代表团就曾在两年内两次走进上海,一次是在十八大之前,一次是十八大后,要触摸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新脉动”,学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新经验。上海的近邻江苏,也在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取经上海,学习重点从转型升级思路举措到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好思路、好做法和好经验。2013年9月29日,江苏考察学习上海4个月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成立,这是中国首个自贸区,所以2014年7月江苏党政代表团再次赴沪取经。 除上海外,各省愿意学习的标兵还有广东。广东多年稳居全国GDP总量第一的位置,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数据显示,最近三年里广东已经迎来江苏、广西、湖南、江西、海南五个省份的取经队伍。浙江、北京迎接的取经队伍也相对较多,让人意外的是西部省份甘肃也是迎接高级取经团较多的省份。 焦点 外出取经怎么取? 中国省份众多,党政一把手带团外出取经时,如何确定学习的对象?怎么学? 如何确定学习对象?根据考察主题选择取经省份 党政机关内部人士告诉北青报记者,不同省份间确定学习对象主要考虑三个因素,首先当然要考虑需求,根据侧重的主题选择省份。以2013年江苏考察北京、广东、上海三地为例,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带队的考察主题是“加快自主创新、促进转型发展”的经验、做法。当年因为这一主题前往广东、上海考察学习的还有广西、云南、河南、黑龙江、贵州。进入十八大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寻求转型升级之策不难理解。与具体部门的业务需求不同,省委书记带队学习的都是较为宏观、整体的经验。 除了需求外,考察学习的内容也会结合省份自身的特点。以贵州省为例,扶贫几乎贯穿了贵州工作的各项重点。2015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曾率团前往福建考察时,就将福建宁德定为代表团考察的站点之一,贵州省党政代表团在宁德召开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宁德扶贫开发重要思想座谈会。 另外,上述人士提到,保持同周边省份的交流学习也十分重要,因为周边省份往往与本省的省情相似。以今年3月考察学习的云南为例,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带队的党政代表团就学习了广西、贵州。对这两个省份,李纪恒说,行前,对我们的近邻广西和贵州,大家都不陌生,觉得都是欠发达省区、发展阶段特征相似,面临的挑战和困难都差不多。“但一趟下来,印象却从‘差不多’变成了‘差不少’”。 书记带队的学习有何不同?取到经后现场给相关负责人“点题” 党政一把手带队的省级党政代表团往往人数众多。比如云南的党政代表团成员就有88名,2014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带队赴河北考察学习的北京市党政代表团也有80多人,规模庞大。 据北青报记者了解,省委书记、省长两人带队的最高层级代表团,不仅有各委办局的主要负责同志,还有各地市的主要负责同志。比如上月赴京津浙的河北代表团,河北所辖的11个地级市的主要负责人都是代表团成员。除此之外,这样的代表团往往还有省级政协主席同行,前述人士透露,人大、政协官员加入代表团主要是凸显对考察的重视,全面考察的意味比较浓。 此外,北青报记者还发现,省委书记带队有助于边学边做。以海南省为例,2013年6月在浙江、上海考察时,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就一路取经,一路现场给相关部门负责人“点题”。在乌镇,他找来琼海市负责人,要求他在打造潭门风情小镇时,要结合当地发展实际,借鉴乌镇的开发、规划理念,融入更多地域文化特色。当得知上海在人才选拔方面有好的做法,他当即要求省委组织部负责人学习借鉴上海选人用人机制,加大优秀人才培养和选拔力度。 兄弟省份取经后有何反响?返程后连夜开会部署工作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不少党政一把手带团外出取经,时间往往比较短,两三天跑一个省份是常态。前述海南省的浙沪考察,从2013年6月13日10时25分飞机降落杭州机场起,代表团就一直在“赶”。为期4天的学习活动,考察点达10多个。为了控制好时间,部分活动环节的时间精确到了5分钟。 这样密集的走访确实有收获。海南省住建厅副巡视员宋 在做客电视专访时,提及海南如何处理“违建”时曾表示,罗保铭在浙江考察时专门就“打违”的情况向浙江“取经”,杭州一年拆除4000多万平方米违章建筑的事例让海南团震撼不已。“当天晚上罗保铭书记就召集海口、三亚及其他相关领导召开会议,回来紧接着就部署”。 2014年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率团向邻近省份湖北取经。6月27日晚上,代表团一行返回长沙,连夜召开考察总结会。总结会上,徐守盛从两省的经济总量、财政收入、产业发展、城镇建设、民生投入等方面算细账、做比较。对连夜开会,徐守盛说:“这次湖北之行,时间不长,触动不小,想到我们的差距短板,坐不住,等不得。” 释疑 省级取经团因何外出学习? 北青报记者询问多位专家了解到,中央对省际间的交流学习并无明确规定,以各省的自由意愿为准。那么这些省份为什么都要向兄弟省份学习呢? 书记个人风格影响省际高层交流 业擎社会创新基金研究员、专注社会治理研究的张利告诉北青报记者,省际之间的学习交流很多时候并不需要省委书记、省长这样的党政一把手出面,省委书记带队学习与省委书记个人的领导风格有很大关系。 以河北省为例,3月末带队的是新任省委书记赵克志。2015年7月赵从贵州转战河北,在原省委书记周本顺落马后出任“救火队长”。到任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走访调研,履新100天时足迹已遍布河北全省。十八大后贵州三年内考察学习了9个省份,带队的省委书记正是赵克志,转战河北后,他又将取经的习惯带到这里。 “十三五”开局之年,赵克志又带着河北省的11个设区市和定州、辛集市主要负责同志外出取经,从杭州高新区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再到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从阿里巴巴集团到清华大学再到天津“双创特区”,从桐庐县美丽乡村到天津市规划展览馆,带着问题寻求改革开放的第一方阵京津浙的宝贵经验。 两年内取经8个省份的江西,其省委书记强卫在十八大前曾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强卫在青海期间也曾多次率青海省党政代表团外出取经,先后考察学习宁夏、天津、四川、西藏、甘肃、贵州、广西、福建、安徽、内蒙古、河南等十余个省份。值得一提的是,强卫调任青海之前,曾在北京工作30多年,北京经验让他对学习分外重视。 有省份曾因习近平点题外出取经 一个省份派出最高层级的党政代表团外出取经,有很多原因,中央点题也是原因之一。 2013年海南就曾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点题,而外出取经寻找解题对策。当年4月,习近平赴海南视察,并要求海南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为此带领海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浙江取经,全面学习考察长三角地区在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社会管理、统筹城乡建设、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创新成果和经验。 《海南日报》报道称,浙江、上海是我国经济最发达、最繁荣、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我省党政代表团赴浙江、上海学习考察,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海南干事创业的激情正在凝聚,全省上下铆着一股劲,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视察海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步伐。出发之前,海南还专门召开了考察学习动员会。” 除海南外,天津也曾因习近平点题开启取经之旅。2013年5月,习近平在天津考察提出推进环渤海经济一体化发展。习近平离开一周后,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即带领天津党政代表团赴河北、山西,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河北、山西这两个省份都与天津同属环渤海地区。 重大国家战略推进省际交流学习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十八大后诸多国家战略的提出也促进了省际之间的交流学习。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2014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提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 4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用周末两天时间率北京市代表团到河北省学习考察,与河北省领导共商落实中央指示精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计。随后河北赴北京、天津,天津赴北京考察学习,主题都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带一路”也是如此。2015年广西赴宁夏、甘肃,宁夏赴甘肃、内蒙古,湖南赴广西,重庆赴四川,上海赴云南的考察学习主题均涉及“一带一路”,希望双方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带队考察广西时,即表示湘桂应该加强参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协力协作,一方面湖南将更加主动地借力“广西通道”出海出边、对接东盟、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另一方面广西也可借助湖南通道北上、对接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同样对省际交流学习起到了推动作用。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2014年、2015年先后带队赴上海、湖南考察学习,目的都是长江经济带。在上海,李鸿忠表示,建设长江经济带是一项国家战略,沪鄂两地合作越是广泛深入,就越能体现和服务好这项国家战略。在湖南,他希望两省以口岸通关和航运一体化为重点,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 本版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高语阳 取经数据 十八大以来,全国31个省份中至少有21个曾由党政一把手两人带队组建省级党政代表团,赴其他省份考察学习,仅青海、内蒙古、新疆、西藏、福建、浙江、安徽、吉林、陕西、山东等10省份暂未派出这样的高级别党政代表团。 哪个省最爱向兄弟省份取经? 贵州三年来已考察学习9个省份,分别是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广西、甘肃、宁夏、云南、福建。 江西最近两年也已考察学习了8个省份。 广西、广东、天津等省自2013年起每年至少外出考察学习一个省份。 江苏、湖南、北京、上海、宁夏、湖北、海南、江西这9个省份,前三年中至少有两年外出学习。 各省取经最常去哪儿? 上海三年迎10省最高取经团。 广东次之,三年迎5省取经团,分别是江苏、广西、湖南、江西、海南。 此外,迎接取经队伍较多的还有浙江、北京、甘肃。 (说明:数据为十八大以来省级党政一把手都带队的不完全统计)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再次强调,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没有变、旗帜立场不会变,我们的目标任务不能变。要冷静清醒,认清形势,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持续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全面从严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是一个长期过程,现在仅仅是一个开端。三年来,31个省区市都有省部级领导干部受到执纪审查、纪律处分,形成了有力震慑。天涯无净土,各地区各部门只有问题多与少的区别,没有没问题的。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政治,也是警讯。反腐败没有歇口气一说,惩治腐败这一手决不能放松。党中央带头管住中管干部,省委就要管住省管干部、市委就要管住市管干部,一级管住一级,层层压实责任。否则,腐败蔓延势头就遏制不住。各省区市党委、中央机关部委党组,都要在旗帜立场态度、顽强意志品质上向党中央看齐,从省管部管干部入手,再下管一级,该谈话的就要谈话,该处分的就要处分,该执纪审查的就要立案,释放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强烈信号。 有人说,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实践“四种形态”,意味着反腐败就要减缓收兵。绝对不是!“四种形态”对应的是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组织调整、党纪处分等各种手段,使纪律严起来、管住大多数。这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变松了、而是更严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要把握运用“四种形态”,严格分类处置问题线索,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使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组织处理、党纪处分要经常运用,坚决把存量减下来、把增量遏制住。 突出惩治重点,严防带病提拔,修复政治生态。当前领导干部违纪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混杂、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交织。今明两年是换届之年,决不能让这样的人带病上岗,不能再放到要害岗位。要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局,严肃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这三种情况同时具备的必须作为重中之重。要认真分析“树木”与“森林”的状况,分清轻重缓急,严格把握政策,真正从“准入”上把“保险杠”上好。 腐败,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就一直存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不过有时轻有时重。这是历史、文化和哲学思考得出的结论。与腐败现象作斗争同样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路上的事儿,就要一门心思干下去,坚持立场方向不动摇,盯住目标任务不放松,坚决把腐败蔓延势头遏制住,同时削弱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逐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2015年5月25日,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办理“京A”机动车号牌、受贿2390万元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审。(CFP/图)一边是普通公众中签率越来越低的公开摇号;一边却是围绕着北京车牌的寻租腐败。北京购车摇号政策的一个看似细小的制度漏洞:几类京A车牌重新启用由车管所领导依据相关单位或个人的“工作需要”酌情审批,为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等人打开寻租的方便之门。2016年2月21日,新华社报道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下称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涉嫌受贿一案作出裁定,驳回宋建国对一审法院判决的上诉,维持原判。至此,宋建国受贿罪罪名成立,依法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4月初,宋建国的辩护人,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运恒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律师曾三次书面申请要求二审开庭审理,但法院并未接受。北京是中国第一个实施购买小客车上牌需摇号的城市。2011年1月,该政策实施之初,中签率为1∶10.6,即大概11个人中有1人能摇到车牌。最近一次,2016年2月底,已变为665人中,才有1人能摇到牌照。一边是普通公众中签率越来越低的公开摇号;一边却是围绕着北京车牌的各种触目惊心的寻租腐败。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即为宋建国窝案。在这起窝案中,受贿者除宋建国外,他的儿子、秘书、司机、副手等多人涉及其中。一个看似细微的制度漏洞,为设租者打开了方便之门。车牌的寻租价格,有的高达40万元一副,有的则几千元,有的甚至分文不取。而直接或间接从这些人手里“购买”车牌者,有人是因为“摇号”不中,有人是纯粹为了面子好看,有人则是为了转手牟利。他们中亦不乏被司法机关以行贿罪论处者,最高录得有期徒刑长达九年六个月。“酌情”审批的京A车牌几类京A车牌的审批须依据什么条件,只有一个模糊的规定:“党政机关、国家部委,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因工作需要办理审批号牌的,须遵守本规定”,但什么是“因工作需要”,未作具体说明。宋建国,曾用名宋宝林,1954年11月生于北京。1977年,时年23岁的宋建国参加公安工作。他先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铁匠营派出所民警、丰台分局预审科预审员、蒲黄榆派出所所长、北京市公安局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北京市公安局保安管理处处长、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等职务。2006年10月,52岁的宋建国调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北京市交管局的职能之一,是管理、发放小汽车牌照。北京市从1994年8月开始启用、换发“九二式车牌”,彼时只有京A、京B、京C三个号段的牌照。随着私人拥有的小汽车增多,这些牌照迅速饱和。重新启用牌照成为惯例,一些办理了转出、报废手续的车辆牌照可重新启用。由于京A牌照较多的使用者是中央国家部委和北京市直机关,所以重新启用后的京A牌照,并没有公开发放让普通购车者选取,而是由北京市交管局及下辖的车管所领导“酌情”审批。司法文件显示,北京市交管局内部规定,交管局局长可以审批京A8开头的车牌,副局长可以审批京A车牌,车管所所长可以审批京A带一个字母的车牌。这几类京A车牌的审批须依据什么条件,在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的《关于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号码审批程序管理规定》里,只有一个模糊的规定:“党政机关、国家部委,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因工作需要办理审批号牌的,须遵守本规定。”但什么是“因工作需要”,未作具体说明。根据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牌证科科长的证言,车管所办理来自交管局审批的京A车牌,一般流程是:内部审批单从交管局传到车管所办公室,然后由车管所办公室交给牌证科科长办理。内部审批单上一般都会有分管车管所的副局长的签字;如果是局长宋建国审批的车牌,还会有宋建国秘书王飞的签字。2011年1月,北京市开始实施“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即俗称的购车摇号政策。申购小客车需通过抽签摇号,才能取得车牌。参与摇号的人群越来越多,指标却越来越少,因而中签率屡创新低。2012年11月,多位从宋建国秘书王飞手中“购买”了车牌的人,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刑事拘留。2012年12月,58岁的宋建国被免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职务。12月6日,有新华社下辖媒体刊载消息称,宋建国“因涉嫌违纪,正在接受纪检部门的调查”,原因是,“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在购车摇号工作中,存在徇私舞弊行为”。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开设在新浪网的官方微博,连发三条辟谣微博,称“此消息不实”。一年多之后,纪委调查来了。2014年5月底,宋建国被北京市纪检部门调查。6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羁押、逮捕了多名涉案人员。同年9月,宋建国被检察院正式逮捕。检方指控,宋建国在2004年至2014年4月间,利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北京市交管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办理京A牌照、办理户口、驾校恢复营业等事宜上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受了各项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90.688万元。司法材料显示,向宋建国输送利益以求获得京A牌照的人包括商人谭峰、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长青、总经理刘长江,北京马桥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玉堂,北京荣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胜,,以及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文贵。他们获得车牌的时间,有的在2011年摇号政策实施之前,有的在摇号政策之后。2015年11月,北京市一中院判决宋建国犯受贿罪,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书中特别写道,宋建国“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的相关事项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随后,宋建国提出上诉。北京高院的二审裁定书中,虽然未再写出宋建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并认为,“鉴于其(宋建国)在庭审中对指控事件不持异议,且在案大部分赃款、物已被追缴,对其可酌予从轻处罚”,但依然做出了维持无期徒刑的裁定。对于这一结果,宋建国表示不服,提出要继续申诉。他的家属和律师也表示会申诉。车牌贩卖链条宋建国的儿子、秘书,两个司机,以及副手,均卷入这场丑闻中,成为北京车牌贩卖者。车牌的寻租价格,有的高达40万元一副,有的则几千元,有的分文不取。围绕着北京车牌寻租的,不仅仅是宋建国一人,他的儿子、秘书,两个司机,以及副手,均卷入这场丑闻中。宋 ,宋建国之子,现年34岁,大学文化,曾为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案发前,宋 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六支队五中队中队长。2009年3月至2013年1月,宋 收受60万元,通过其父宋建国等人审批,帮助他人办理了两副京A牌照。司法材料显示,这两副耗资60万元购得的车牌,后来一副挂在一辆劳斯莱斯汽车上,一副挂在奔驰S600上。此外,宋 还涉及其他犯罪事项,检方指控其收受好处费共计1200余万元。2015年,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宋 犯贪污罪,处有期徒刑10年;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两项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00万元。宋 提出上诉。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宋 的二审,目前尚未宣判。王飞是宋建国之秘书,现年约43岁,中专毕业。他在1993年成为一名交警。2007年前后,他当上了宋的秘书,并担任北京市交管局秘书科副科长、科长等职。在车牌寻租的生意链中,王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包括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京丰分所所长、交管局车管所牌证科科长等人的证言均指出,宋建国交代要办理的京A车牌,都是由王飞签字,具体联系办理的。2016年2月1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月度通报信息显示,王飞利用职权,违规为请托人员办理了29副车牌,从中收受382万元。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王飞受贿罪成立,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没收个人财产500万元。现年51岁的杨常明,早在1995年就开始担任宋建国的司机。随后宋建国职务升迁、调动,杨始终跟随左右。2009年8月至2012年8月,杨常明帮助他人办理了十几副京A车牌和1副京C车牌。有的车牌,杨常明没有收钱;有的,一副只收了8000块;有的每副收5万元。总计,杨常明收受了好处费43.8万元。2014年6月,杨常明被司法机关羁押,当月被逮捕。2015年5月,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杨常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杨常明随后上诉,2015年10月,北京市高院二审,改判其有期徒刑四年。生于1986年的管某,初中文化,是北京市交管局的临时工。2006年至2012年,管某负责为宋建国的办公室和休息室打扫卫生,以及收发报刊信件。从2010年开始,管某也“兼职”成为了宋建国的代班司机。2012年,管某接受别人的委托,找到时任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张惠民审批,然后找到车管所副所长宋海燕,违规办下一副京A车牌,并收了请托者5万元现金。为此,2013年5月,管某因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10月被逮捕。2014年10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处管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没收了其5万元所得,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再罚金五千元。给管某审批的张惠民亦涉入弊案。检方指控,张惠民利用职务之便,向多人索贿、受贿226万元,其中违规审批、办理京A车牌,收受12万元好处费。2015年,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决,张惠民行贿罪成立,处有期徒刑7年。此外,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副所长宋海燕,也因为他人办理京A车牌提供便利,收取现金及购物卡总计二十多万元,经一审、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买车牌者:重者获刑九年半至少有7位购买京A牌照者,被以行贿罪追责。其中获刑最高者为有期徒刑九年半,最轻者以“缓刑”得免。而这7人,行贿的对象均是宋建国的秘书王飞。卖车牌者,被以受贿罪,或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买车牌者,也有多人被司法追责。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司法材料显示,至少有7位购买京A牌照者,被以行贿罪追责。其中获刑最高者为有期徒刑九年半,最轻者以“缓刑”得免。而这7人,行贿的对象均是宋建国的秘书王飞。其中现年43岁的陈牧,在2010年至2012年间,向王飞行贿85万元,违规办理了4块京A车牌。其中两副京A8的车牌,一副40万,一副30万。2010年7、8月间,陈牧还与小他一岁的余峰,送给王飞35万元,违规办理了另一块京A8牌照。2012年11月,陈牧因涉嫌犯窝藏、包庇罪被羁押。次月,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被公安机关劳教一年。然而,劳教期未满,情况即突变。2013年6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介入。陈牧因涉嫌犯行贿罪被羁押,同年7月被逮捕。余峰也是在2012年11月,因涉嫌犯窝藏、包庇罪被羁押;次月,取保候审。2013年6月,余峰同样因涉嫌犯行贿罪被羁押,7月被逮捕。2014年12月,北京市一中院判处陈牧、余峰犯行贿罪,分别处以有期徒刑七年半、三年半。程雷、李翼翔的情形,与陈牧、余峰类似。现年37岁的程雷,在2009年至2012年,先后给王飞104万元,违规办理了9副京A车牌。2012年这一年,程雷又与小他9岁的李翼翔一道,送给王飞61万元,违规办理了4副车牌。程雷、李翼翔将车牌转手他人,其中程获利18万元,李获利3万元。2012年11月,程雷、李翼翔,先是因涉嫌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监视居住,随后被刑事拘留。12月,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两人均被公安部门处以劳教一年。2013年6月,程雷以因涉嫌犯行贿罪被刑拘,7月被逮捕。李翼翔亦因涉嫌犯行贿罪,7月被刑拘,随后被逮捕。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两人均犯行贿罪、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公诉。2014年12月,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涉案的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故两人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不能成立;但是行贿罪名成立,程雷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李翼翔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程雷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6月,北京市高院二审维持原判。王如宁,现年37岁,在2009年至2012年,先后送给王飞37万元,帮人违规办理了3副京A车牌。王如宁后来自述,这三块车牌,他收了请托者约53.5万元。2013年11月,王如宁因涉嫌犯行贿罪被羁押,同年12月被逮捕。2014年12月,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他犯行贿罪,处有期徒刑四年。王如宁不服上诉。2015年3月,北京市高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白晓冬,现年42岁,原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早在1994年,因为一起交通违章罚款,就认识了当时还是交通警察的王飞,两人后来成为好友。2011年至2012年,白晓冬通过已是宋建国秘书的王飞,违规办理了4副京A车牌,为此,先后四次送给王飞42万元。白晓冬也是在2012年12月案发,彼时,他的罪名是窝藏、转移赃物,为此被公安劳教一年。同样是在2013年6月,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反贪局介入。白晓冬因涉嫌犯行贿罪被羁押,7月被逮捕。2014年12月,白晓东被北京市一中院判处行贿罪,处有期徒刑4年。相比上述6位购买车牌者,现年37岁的迟某,则要“幸运”不少。王飞说,他是在2009年,通过宋建国认识的迟某。之后,宋建国还单独交代王飞,如果迟某找其要号牌,不用提前向他汇报。2011年至2012年,迟某通过王飞,违规办理了两副京A牌照。为此,迟某先后两次给予王飞10万元。2014年6月,迟某同样因涉嫌行贿罪被羁押,7月被逮捕,不过当年10月,被取保候审。2015年4月,北京市一中院判处被告人迟某犯行贿罪,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无罚金。甚至,王飞的中专同学,现年43岁的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京朝分所警长宋某,因介绍秦某向王飞行贿8万元,违规办理2副车牌,一审被北京市一中院判处犯介绍贿赂罪,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于直接向宋建国输送利益获得车牌者,郭文贵早已因涉多重大案,远遁海外。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长青,则在2016年1月,被北京市政协常委会以他“违法犯罪”为由,撤销了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资格。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近日,中纪委网站刊发《这10件事千万要操操心,不要"护犊子"》,其中列举了10件事,提醒广大领导干部操操心、留留神,不能“护犊子”。落马官员中,很多违法违纪行为都具有家庭属性,不少老虎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周永康大儿子凭官倒牟利,郭伯雄曾叹气说自己儿子郭正纲以后是个大麻烦,令计划更是违纪处理自己儿子车祸事件。周永康大儿子坑爹,二儿子疏远父亲2014年7月29日,周永康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成为建国以来,由中纪委查办的最高级别的正国级官员。此前2013年底,周永康儿子周滨、儿媳黄婉被带走调查。“政事儿”注意到,周永康大儿子周滨以父之名,建立了庞大的贪腐集团,蒋洁敏多名官员涉案。周滨就读于位于四川的西南石油大学,当时,周永康已经称为中石油总公司的高层。2001年,周滨入川,寻找商机。当时,周永康已经调任四川省委书记。一开始,周永康并不同意他经商,两人曾因经商一事发生争执。但周滨其后“生意”还是越做越大,就在周滨在四川到处寻找项目时,刘汉高价从周滨手中购买项目“为了维护关系”。据媒体报道,刘汉曾表示,周永康曾亲自打电话告诉他,“要照顾好周滨”。周滨利用自己同学、周永康前部下等关系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政商网络,生意囊括了石油、土地、矿业等多个行业。而2013年上半年,中石油系蒋洁敏、王永春、王道富、冉新权等多名高管被调查,系中纪委专案组收到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反映蒋洁敏等多名高管,帮助周滨等人获得油气田区块,谋取经济利益。“政事儿”注意到,周永康一审判决书显示,周永康滥用职权,要求蒋洁敏、李春城为周滨、周锋等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使上述人员非法获利21.36亿余元,造成经济损失14.86亿余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与大儿子不同,周永康次子周涵则疏远父亲。据媒体报道,周涵曾经在中石油系统工作,后来离开石油系统。周涵生母王淑华曾在十几年前到周家祖坟哭了一场,后死于车祸,此后2001年周永康与贾晓烨结婚。周涵也因此拒绝见父亲,与周永康产生嫌隙。郭伯雄“这个娃不求上进真没办法,以后是个大麻烦”近日,郭伯雄案立案侦查结束,移送审查起诉。军事检察机关负责人对郭伯雄案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郭伯雄家人以及其他涉案人员涉嫌犯罪的,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这里面提到的家人,应包括去年3月落马的郭伯雄儿子郭正钢。去年全国两会前夕,中国军网公布消息,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因涉嫌违法犯罪,2015年2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郭正钢作为郭伯雄的独子,一直是郭伯雄的“心病”。据媒体报道,郭伯雄同一位下属聊天曾表示“这个娃不求上进真没办法,以后是个大麻烦”。而郭正钢,这个“熊”孩子,确实颇为任性,还曾说出“反腐搞一搞就得了”的言论。据媒体报道,郭正钢在舟山警备区工作时,基本不到下面的团里去;警备区机关干部拿着文件找他,经常找不到人;参加会议时,经常甩手离去。也不太爱和下级说话,有时在大院里遇到,和他打招呼,他只是瞥人一眼,头也不点。除此之外,郭正钢的婚姻也很让家人头疼。郭正钢第二任妻子吴芳芳,已近50岁。两人奉子成婚,吴芳芳曾一度带着她的老娘挺着个大肚子跑去郭正钢的办公室,要求对方给个说法。后成婚。据媒体报道,郭正钢家里并不认可吴芳芳这个儿媳。而吴芳芳的几个军产经营项目问题成堆,2013年开始,相继爆发群访群诉事件。在吴芳芳军产项目中被骗的投资者们多次在浙江省军区门前聚集、抗议,甚至高呼“郭正钢还钱!”。令计划违纪手段处理儿子车祸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2015年第1期曾刊文《令计划布局与败落》。文中谈到,2012年3月18日凌晨4点,令计划的独生子令谷在北京一场法拉利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责任编辑:悠哉旅游网)

附件:

专题推荐

相关新闻


© 1996 -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9134695402号  京公网安备5311754158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0665号 邮编:59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