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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5-09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包括北京新机场在内的北京新航城沙盘。东方IC 资料北京新机场主体工程已开工建设,配套设施已完成设计并将陆续开工,在北京新机场建设如火如荼之际,作为洲际综合型交通枢纽的新机场名字却一直悬而未决。社会各界都非常关心新机场的取名,武大廊机场、永定机场、大兴机场、礼贤机场、北京第二机场……各种版本不一而足,究竟该叫个什么好听又合适的名字呢?全国政协委员何帮喜也非常关注北京新机场的名称问题,通过调研,他建议将北京新机场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他告诉记者,这不是拍脑袋的想法,这是他进行充分细致的调研,在听取群众心声和征求专家学者建议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北京的历史、文化因素和现实状况而提出来的。“大兴”名字寓意深远“从历史上来看,大兴自秦朝建县,元朝得名,历史上北京就属于大兴府。”何帮喜首先找出了“历史根据”,据其介绍,860年前,金朝定都北京即金中都,下设大兴府,包括着今天北京大部分地区及永定河以南的河北霸州固安的广泛区域,到了元朝,元大都仍下辖大兴府。这块土地上是先有大兴之名,后有北京之名,新机场起名“大兴”,不仅有地理依据,也有历史渊源。北京已经是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同时北京新机场作为首都航空枢纽和地标式建筑,具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因此,何帮喜认为,新机场的命名必须充分考虑其语言特点和风格,“大兴”二字大气凝炼、表达简洁、开放包容,既体现了首都北京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定位,又表现了中国对外开放、欢迎五洲宾朋的大国气度。另外,何帮喜还告诉记者“大兴国际机场这个名称寓意深远、愿景美好。”在汉语语言体系中,“大兴”二字有着远超于地名本身的词意内涵和外延,意指“大展宏图、兴旺昌盛”。何帮喜说,更重要的是,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机场命名选用的“大兴”二字既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契合,又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强烈愿望!命名要合规合理,便于识别有记者提出疑虑:“叫大兴国际机场,会不会过于限定国际机场的区域?”在何帮喜看来,突出大兴的地域很有必要,这可以减少旅客的很多不便,以前就有很多旅客因为没有注意到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的区别,错过了火车。“国际机场作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其命名必须具有很强的标示性、指向性和识别性,以方便机场日常管理和旅客使用。”他介绍说,北京新机场主体工程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境内,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直接而又准确的指出了北京新机场所在的区域位置,与现有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形成了较强的识别差异,有效减少了机场旅客产生的混淆和不便。还有一个因素,何帮喜认为也非常重要,就是要考虑到北京新机场作为国际机场的特点,保障国际客流的使用便捷性。“大兴”二字英文拼写“DA XING”的字母构成和音节音调较为简单,易读易记,十分适合作为国际机场的命名方式。减少公共交通线路的更名和修改,何帮喜认为这是另外一个好处。他说,从目前的相关调研来看,北京新机场主要客流来源于北京城区,大部分旅客通过北京市内道路、公共交通等方式前往,现有的前往新机场方向的道路和公交线路均以大兴区地名作为命名方式,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方便与市内现有交通线命名、道路指引、公交指引配套,如果换作其他名称,那么相应的许多交通线路就需要更名和修改。这也减少很多社会管理成本。据了解,对机场如何取名,我们国家也有着相关的法规要求。按照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和《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规定》的中关于机场标准名称应以“所在地城市+后缀具体地点”的要求,机场一般采取“所在城市+所在具体县区(乡镇)”的命名方式。何帮喜说,通过调研他了解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是符合我国法规、规章的规定,而且也符合国际惯例,如“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等称呼都是按照这样的要求。“如果命名为如采用非北京区域内地名搭配,不仅既与上述法规、规章之规定相违背,又容易导致搭配混乱。”何帮喜如是说。最后,何帮喜告诉记者,在调研过程,他也非常感动。大兴人民对新机场建设工作予以全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充分展现了大兴区干部群众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发展意识,为新机场项目的顺利开工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新机场建设的任务重,时间紧,但大兴的干部群众,仅仅花了40多天就完成了13个村7005户的拆迁任务并如期供地,创造了机场征地拆迁工作的“大兴速度”。何帮喜说,大兴的干部群众都以北京新机场落户大兴为骄傲。他们都认为,北京新机场项目落户北京市大兴区,为大兴区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大兴区发展的高度重视、巨大支持和对大兴区百万群众的亲切关怀和充分信任,他们虽然付出了一些,但也非常值得。中新社台北3月3日电 (记者 刘舒凌 陈悦)台湾地震工程研究中心3日公布,经使用“地震早期评估系统”推估,台南维冠大楼本不应该在2月6日发生的高雄地震中倒塌,是大楼耐震度严重不足造成了惨重伤亡。台湾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当天在台北召开记者会。该中心主任张国镇说,依据评估系统使用“大数据”推算,以上世纪90年代初的建设规范强度,维冠大楼在这次地震中会受到损害,但死亡人数本应大幅减少至6人。这套地震早期评估系统,是该中心搜集地质、灾害潜势、土壤液化等相关资料,再将不同时期建造的房屋、楼高、地点、结构,透过参数及实验模式,以“大数据”推估受损建筑物及死亡人数。张国镇建议,今后应尽快找出类似维冠大楼、曾变更梁柱设计的私有建筑物,补强耐震能力。台湾消费者文教基金会3日也指出,维冠大楼倒塌是人祸。消基会提出,依照2000年公布实施的“灾害防救法”相关规定,各级行政部门本应实施灾害防救训练及演习,但观察此前相关要求执行不力,呼吁台监察机构追究相应行政责任。今年2月6日清晨3点57分,高雄美浓地区发生的强震在台南造成严重灾损,其中维冠大楼倒塌造成115人丧生。(完)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财新网】(记者 赵复多)“马彩云的去世是整个法律人群体的悲哀”,“法律职业被世俗化、商业化甚至妖魔化,法律职业者自身的情绪都低落了,何谈法治中国?”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同一天,财新记者获悉,马彩云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2月26日晚,北京昌平女法官马彩云遭枪击,经抢救无效去世。随后事件持续发酵,引起众多法律人,尤其是法官同行的关注,在对凶手的一致谴责中也夹杂着法律从业者对自身生存现状的呼喊。因此,刘红宇建议设立法律日。她在《关于设立法律日,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提案》中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全国相关部门机构,组织公检法系统人员、律师、法学专家、法律顾问、公证员、仲裁员于特定的日子,即法律日,共同对法律职业公开宣誓,共同追寻和坚守法律职业梦想。在刘红宇看来,出现殴打、枪杀法官的恶性事件,源于法律职业在中国社会远没有成为一种受到社会尊重和推崇的职业。一些司法腐败等现象,也让法律工作的崇高感大大降低。由于社会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认识不足、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缺乏、保障制度建设滞后、法律职业商业化倾向,以及司法腐败问题凸显等原因,法律职业有限的权威被不断挑战和损耗,法律人的职业尊严和职业荣誉感被不断损害和践踏。刘红宇还对财新记者表示,一些司法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也面临着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高等问题,甚至出现了被跟踪、被枪击等情况,某种程度上,“连法官也成了弱势群体”。另一方面,由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同质化层次不高、执业差异所导致的内部不调也使得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缺乏凝聚力,法律人缺少归属感和职业荣誉感。刘红宇表示,有的法律工作者本身就没有对法律的尊崇,“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谈法律,对自己不利了就谈人情”她认为,作为一个以法律事业为中心而凝聚起来的特殊群体结构,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各个法律职业之间虽然有所差异,但是大家同属法律职业、同操法律语言、同受法律教育、同循法律思维,对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因此,刘红宇建议设立法律日。她在《关于设立法律日,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提案》中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全国相关部门机构,组织公检法系统人员、律师、法学专家、法律顾问、公证员、仲裁员于特定的日子,即法律日,共同对法律职业公开宣誓,共同追寻和坚守法律职业梦想。刘红宇对财新记者表示,“学法律的人还是应该有理想主义的情节。这本身是一个想要塑造国家秩序的群体,虽然选择了不同的岗位,但同为法律人,追求法治的核心理念都应该是一致的。”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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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记者王健 陈国洲 杨丁淼)中国正进入“两会时间”,反腐败仍是热点议题之一。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6911起,49508人受到处理。一度,因中国经济放缓,社会上以及海外出现了“中国反腐影响经济”的论调,事实果真如此吗?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中外企业界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反腐不断深入净化了市场环境,为中国经济注入内生动力。 反腐影响经济增长吗?NO!反而会促进经济发展。业内人士认为,尽管短期内某些行业,尤其是高端消费领域,因反腐受到一定影响,但从长远看,反腐带来更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将有利于中国企业健康发展。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说,有些人认为反腐导致市场萧条,还有人质疑一些干部不敢受贿但也不办事,造成怠政懒政。但反腐最终会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如果大家都按照制度办事,效率也会上升。安徽天方茶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孝和注意到,政府采购高端礼品茶大幅下降对自己公司的生意影响不小。“但产品在超市和网上的销售并没有下降,说明人们对茶的需求没变,只不过更多的要自己掏腰包了。”这位全国人大代表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说,中央强力反腐利好中国投资环境,“对于每个具体的投资项目而言,因为少了请客送礼、迎来送往等所谓人情成本,直接成本降低了”。“反腐为我们营造了公平、法治的市场环境,促进企业将注意力和资源更多地放在构建核心竞争力上。”全国人大代表、中联重科农机集团总裁王金富说。 反腐会打击投资信心吗?NO!商界人士认为,反腐提升了中国政府形象、增强了外资信心。65岁的台商李庚秀是上海挺立办公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来大陆经商。“近年来政府办事效率大幅提高,服务意识大大超出我们想象,很多事情甚至都想到我们前面去。”他说。“由于之前我们很多业务是对公的,反腐造成了业务量萎缩。尽管如此,我们更加坚定了在大陆投资的信心,反腐改变的是中国企业传统人际关系为主线的经营思维,在健康完善的规则下运行的市场最终会让企业家们受益。”他说。新加坡丰隆集团总裁、重庆新加坡商会副会长廖洪海说,他旗下的公司在重庆从事房地产、环保和新能源项目,并计划加大投资。这个决定一方面是看好重庆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政府的反腐力度有关。“中新两国在文化上有亲近性,都讲求迎来送往,给腐败留下了空间。严厉反腐净化了投资环境,坚定了投资者的信心。”他说。 反腐会导致基层政府不敢作为吗?NO!反而能提升基层官员的能力。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街道办事处主任杨坤敏说,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她感触最深的就是,反腐不仅让市场更加透明、公正,也让干部的行政作为更加规范化,从而能让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各归其位,更好地协调配合。王济光说,做生意不仅是一个经济行为,更是一个文化行为。过去,中国的企业家和官员们更习惯于通过宴会、招待、送礼来加强联系。新形势下,我们要探索更为有效的交际手段,并努力与国际上成熟的商业谈判技巧接轨。“这的确考验人的悟性和情商,过去推杯换盏中解决的问题,现在需要一种新的合情合法的方式。”他说,尽管这种交际模式的转换需要一段探索和适应的时间,但是将会使得中国的商业生态日趋完善。(参与采写:李鲲、张紫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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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2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作者:国家统计局党组2016年02月29日《求是》2016/5)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勇于实践,善于创新,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新思想引领新常态,以新理念指导新实践,以新战略谋求新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再展新画卷,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以新思想引领新常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纲举目张,洞察大势,一个逻辑贯穿始终。行棋当善弈,落子谋全局。只有善谋大势,才能因势而动、因势而进。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从国内看,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条件和市场环境发生明显改变,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行,与此同时,趋势性、阶段性、周期性矛盾相互交织,“三期叠加”的阵痛持续显现。面对新情况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的科学判断,指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过程,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处变不惊,保持定力,“四个没有变”定盘大局。进入新常态后,针对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社会上未能完全摆脱的“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四个没有变”凸显了党中央“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传递出对经济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稳定了市场预期,起到了定盘大局的作用。主动作为,精准发力,创新宏观调控方式。面对新常态下宏观调控两难、多难问题增多的现实,党中央打破思维惯势,没有实行单一的目标调控,而是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区间调控的概念,即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只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就集中精力调结构、促转型,不因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不搞大水漫灌。同时,在优化总量调控基础上更加注重结构调控,在强化需求管理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管理,在做好区间调控的同时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相机调控,彰显出高超的调控艺术和卓越的驾驭经济工作的能力。在新思想的引领下,我国经济增长换挡不失速,始终运行在合理区间。2013 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3%,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明显快于同期世界经济2.4%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经济体量持续扩大,增量尤为可观,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5%。现在经济每增长1%,相当于5年前增长1.5%、10年前增长2.5%。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由于服务业发展势头较好、“双创”积极推进,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国就业总量持续扩大,是经济运行的突出亮点。2013 2015年,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均超过1300万人,与此同时,物价保持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均在2%左右,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8%,快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7.3%左右的经济增长、1300多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2%左右的物价涨幅和7.8%左右的居民收入增速,充分表明我国经济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这是在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蹒跚、国内“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的情况下实现的,成绩来之不易、弥足珍贵。二、以新理念指导新实践,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是指导实践的旗帜。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理念也要因时而变,这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聚焦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既是经济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倒逼”,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在新理念的指导下,我国经济结构加速优化,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新兴动力加速积聚,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一艘活力更加迸发、前景更加美好的中华巨轮在正确的航向上砥砺前行。新旧动力有序转换,创新驱动后劲增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新旧动力能否顺利转换,取决于新要素的培育、新产业的崛起、新模式的创造和新市场的开辟,归根结底取决于创新。党中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奋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实施“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发展后劲不断增强。创业创新热潮涌动。从2014年3月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超过1万家。2015年,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25.6万件,比2012年增长78%左右。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方兴未艾。2013 2015年,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长超过40%;快递业务量年均增长超过50%;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等高新技术产品高速增长。全员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2015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76978元/人,比2012年提高22.2%,年均提高6.9%。结构调整稳中有进,经济发展协调性增强。结构优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党中央把稳增长的压力转化为调结构的动力,既利用市场倒逼机制,又加强政策引导,既坚决淘汰化解过剩产能,又力促服务业和消费加快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势头良好,第三产业占比持续提高,服务业主导特征更加突出。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突破50%,达到50.5%,比2012年提高5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10个百分点。消费贡献进一步上升。2015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4%,比2012年提高9.9个百分点,比资本形成总额高30.3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201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0%,比2012年提高3.5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18个百分点。节能降耗成效突出,绿色发展步伐稳健。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党中央着力改变过去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的发展方式,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我国节能降耗取得明显成效。能源消费结构深刻变化。2015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64%,比2012年下降4.5个百分点;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17.9%,提高3.4个百分点。能源利用效率整体提升。2013 2015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3.5%。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长低于整体。2013 2015年,高耗能行业投资年均增长10.1%,比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年均增速低4.9个百分点。对外开放纵深推进,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国传统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巨大挑战,尤其需要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筹建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开放的主动赢得了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进出口贸易规模稳步扩大。201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4.6万亿元,继续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仍在上升。服务贸易加快发展。2013 2015年,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4.9%,计算机、保险、金融、咨询等高附加值服务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利用外资稳居世界前列。2013 2015年,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3634亿美元,年均增长4.2%。对外投资加速发展,“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2013 2015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3111亿美元,年均增长15.2%,2015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民生事业持续改善,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党中央坚持民生优先,不断深化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改革,民生事业持续改善,民生保障网越织越牢。居民收入较快增长。2013 2015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实际增长6.8%和8.7%,农民工月均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0.3%。减贫成绩突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超过4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棚户区改造有力推进。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计建成超过1800万套。此外,国家统一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高“新农合”筹资水平,全面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保障水平稳步提高。三、以新战略谋求新发展,经济发展的空间更加广阔在指导新实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勾勒出我国未来发展的蓝图愿景,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每一个“全面”都各有侧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坚持问题导向、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解决突出矛盾的顶层设计。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其中,全面深化改革位列三大战略举措之首,是落实“四个全面”的强大动力和关键一招。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当前要爬坡过坎、攻坚克难,仍然要靠改革;未来要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还是要靠改革。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全局和历史的高度,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思想。一系列重点领域改革有序推进、成效显著,经济增长潜能有序释放,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最大程度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创造力。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只有尊重市场、依靠市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才能蓬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先手棋”,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注重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主要是制定规则、维护公平、优化服务。主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极大地释放了改革红利,激发了微观主体活力,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2015年,全国新登记企业444万户,比上年增长21.6%。此外,国家积极稳妥地推进财税、金融、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改革,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更好地助力转型升级。瞄准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供给侧改革刮骨疗毒。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多种困难叠加、风险隐忧交织的严峻挑战,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去产能去库存与稳增长、融资难融资贵与财政金融风险上升、“走出去”与国际市场萎缩等两难、多难问题明显增多。这些问题根源上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单靠需求管理难以有效解决,而且可能埋下一些新的风险和隐患。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发展规律,紧扼问题关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从供给侧实现新跃升,这是宏观调控思路与时俱进的一次重大变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就是从供给侧改善资源配置、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举措。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拓展国际市场。党中央以海纳百川、互惠互利的开放意识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这些国家要素禀赋各异,发展水平不一,互补性很强,合作潜力巨大。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发掘潜在的合作机会,释放沿线各国的发展潜力,也有利于拓展国际市场,推动“中国制造”走出去。2015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总额6.2万亿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1/4;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达1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2%。不少企业觅机抱团出海,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2015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中,投向交通运输、电力、通讯等优势产业直接投资1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0.2%,装备制造业对外投资70亿美元,增长154.2%。综上所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内涵丰富,意蕴深远,既有利于破解发展难题,又有利于激发发展潜能,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放眼未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在全新的探索与实践中迈向新的征程,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千载难逢。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国内结构调整正处在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紧要关口,改革转型任务异常艰巨繁重,我国经济发展确实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是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是发展中的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实践已充分证明,每一次唱空中国的言论都是错误的。新常态下,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后发优势之“能”犹存,改革开放之“能”强劲,人才红利之“能”厚实,创新发展前景光明。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引,不断丰富深化治国理政新实践,续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新辉煌!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中新社台北3月3日电 (记者 刘舒凌 陈悦)台湾地震工程研究中心3日公布,经使用“地震早期评估系统”推估,台南维冠大楼本不应该在2月6日发生的高雄地震中倒塌,是大楼耐震度严重不足造成了惨重伤亡。台湾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当天在台北召开记者会。该中心主任张国镇说,依据评估系统使用“大数据”推算,以上世纪90年代初的建设规范强度,维冠大楼在这次地震中会受到损害,但死亡人数本应大幅减少至6人。这套地震早期评估系统,是该中心搜集地质、灾害潜势、土壤液化等相关资料,再将不同时期建造的房屋、楼高、地点、结构,透过参数及实验模式,以“大数据”推估受损建筑物及死亡人数。张国镇建议,今后应尽快找出类似维冠大楼、曾变更梁柱设计的私有建筑物,补强耐震能力。台湾消费者文教基金会3日也指出,维冠大楼倒塌是人祸。消基会提出,依照2000年公布实施的“灾害防救法”相关规定,各级行政部门本应实施灾害防救训练及演习,但观察此前相关要求执行不力,呼吁台监察机构追究相应行政责任。今年2月6日清晨3点57分,高雄美浓地区发生的强震在台南造成严重灾损,其中维冠大楼倒塌造成115人丧生。(完)




(责任编辑:快眼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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