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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5-24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中山纪念中学原校长贺优琳。新京报资料图片/韩萌 摄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2016年元旦起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在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退出历史舞台,全面二孩时代到来。舆论认为,这一政策最终落地与多年来民间和学界的推动有关。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就是其中一员。自2011年开始,贺优琳连续五年在议案中提出全面放开二孩。“全面放开二孩,越晚越被动。”为了表达自己急迫的呼吁,他在去年议案的标题中特意加上“强烈”两字。近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贺优琳说人大代表的身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我们不能当哑巴代表,也不能当不切实际放炮、说‘雷人雷语’而不做调研的代表”。★对话人物贺优琳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中山纪念中学原校长。自2011年开始,连续五年在议案中呼吁全面放开二孩。我刚开始当代表的时候,有的代表问我说:“贺代表,你想不想连任啊?你提的问题这么尖锐,你会得罪人的”。我说基层代表比例不高,我不仅是教育方面的代表,更是人民的代表。我希望百姓的声音通过我们这些人民代表反映上去。我们不能当哑巴代表,也不能当不切实际放炮、说“雷人雷语”而不做调研的代表。谈“五提放开二孩”“开始呼吁时,有人说是和国策唱反调”新京报:去年10月29日晚上,中央宣布放开全面二孩。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贺优琳:那天晚上在新闻联播之前,我就打开电视开始等待。结果确实放开了,我很开心很激动。那几天,很多媒体和家庭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新京报:最初关注到全面二孩的契机是什么?与你的工作背景有关系吗?贺优琳: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感觉到小学在萎缩,并校的情况屡有发生,还出现了大量剩余的学位。我意识到,这是人口政策出现问题了。一孩政策施行了30多年,老龄化非常严重,年轻人赡养老人的压力也非常大。此外,还有失独家庭、空巢老人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我迫切地感觉必须要放开二孩。新京报:在调研人口问题的过程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细节?贺优琳:各地都出现了用工荒的问题。一些企业主害怕放假和过年,他们不知道假期后有多少工人年后还会回来。企业也不敢接第二年的订单,怕人手不够不能准时完工,要违约赔钱。我调研发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待遇低,而是因为适龄的青年人在减少。以前,在广东有大量求职者,求职的人在厂门口排长队。而现在,各个路口都有“招工”的广告。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呼吁的?贺优琳:我在2010年就开始口头呼吁,从2011年开始连续五年提议案呼吁全面放开二孩。即使在放开单独二孩后,我依然是不满意的,这个决策太谨慎了。新京报: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压力?贺优琳:民间对我的呼吁还是比较支持的。但是一开始,我还是感觉到来自一些部门的压力。比如2011年刚开始呼吁的时候,有些人说是和国策唱反调。新京报:计生部门是否与你有过沟通?你对他们的回复是否满意?贺优琳:有的,我跟地方和国家的计生部门都有沟通,国家卫计委有关司局领导也和我进行了直接沟通说明。但是五年来,计生部门每一次就议案给我的反馈,我都写的是“不满意”。比如单独二孩放开后,卫计委和我联系说他们还在调研情况,不排除全面放开二孩的可能。我当时觉得政策走得太慢了。谈今年议案延长二孩产假 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新京报:全面二孩政策已经落地,你认为下一步该做什么了?贺优琳: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当晚,我确实很高兴。但后来看了媒体做的民意调查,我又有点失望。有相当部分的群体对这个政策的反应不热烈,很多有意愿生孩子的女性已经年过40,而80后和90后对此反应比较冷淡。因为养孩子成本很高,所以大家宁可不生二孩。以我所在的中山为例,这是一个三线城市,但上个幼儿园一个月都要2000元左右,如果有两个孩子,就是4000元。这还仅仅只是学费,还有生活、医疗、教育培训等其他各种费用。新京报:所以你建议呢?贺优琳:我去年就提出,国家应采取优惠奖励的措施来鼓励生二孩,否则全面二孩政策也有可能会遇冷。我建议二孩产假要比一孩产假延长1到2个月。新京报:今年你还会提和人口相关的议案吗?贺优琳:会的。我的议案中提了几个建议,包括延长产假、采取鼓励和奖励的政策等。我还单独为学前教育提了一个议案,呼吁学前教育以公办为主体,少量高端的民办学前教育来辅助。此外,我呼吁创造条件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0-3岁是一个人大脑开发的最佳时期,3-6岁是接受能力最强的时候,而我们恰恰严重忽略了这六年。回看当年,我们的GDP总量不到10万亿,却能做出九年义务免费教育的决策。如今的GDP总量67.7万亿,多做三年义务教育不行吗?关键是政府要有担当和长远考虑。谈代表履职不能当“哑巴代表”也不能“乱放炮”新京报:有时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没能获得满意的回复,或没有推动改革。你怎么看?贺优琳:截至去年的全国两会,在履职的8年间我提了80个议案。我对于其中1/3是很满意的,比如全面放开二孩、异地高考等。但也有1/3是不满意的,比如我提了多年的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分配体系等。但不能因为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就泄气。我不会放弃,会继续提出。我们是人大代表,这是一种担当和责任。特别是对不满意的回复,更要和有关部门据理力争。我曾经和一些中央部委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争吵过,甚至气得挂过电话。新京报:人大代表的身份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贺优琳:人大代表这个身份没有任何可炫耀的,这是一份责任。我们不仅是两会开会时的代表,更是全天候的代表,人大代表的责任要在平时体现。这八年来的闭会期间,我保持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习惯,关注所有的新闻热点和焦点问题。平日里嘴要勤,多问;腿要勤,多走基层。我刚开始当代表的时候,有的代表问我说:“贺代表,你想不想连任啊?你提的问题这么尖锐,你会得罪人的”。我说基层代表比例不高,我不仅是教育方面的代表,更是人民的代表。我希望百姓的声音通过我们这些人民代表反映上去。我们不能当哑巴代表,也不能当不切实际放炮、说“雷人雷语”而不做调研的代表。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国家面前无偶像,党纪面前无大V。继去年底,一些公然散布“台独”言论的无良艺人遭到众网友“封杀”,继而引发爱国青年网友有理有序的“帝吧出征”后,新春伊始,拥有3700多万粉丝的任志强又因对习近平总书记“2 19”重要讲话公开叫板、歪曲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否定“党媒姓党”而激起众多正义网友的纷纷吐槽、拍案批驳。这两场网络主战场上的意识形态斗争说明了一个道理,随着网络空间的逐渐清朗,爱国、爱党的正能量群体正蓬勃壮大。失掉国家利益这个大节,任何明星偶像都将一钱不值,丧失党性立场这个根本,任何名人党员都将身败名裂。无论是境外势力和一些所谓公知如何挟洋自重、挟V“托大”、混淆视听,都改变不了这个朴素的道理。因为这体现了人心向背、力量对比,体现了互联网上党心民意的融合勃发。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爱国爱党统一战线的网络新生态的形成。在习总书记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讲话指引下,更多党内外正派网友给“任志强们”自发上党课,更多网络媒体举旗亮剑,发出爱党护党的网络强音。这何尝又不是一次全面从严治党的拨乱反正。长期以来,一些“特殊党员”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竟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委负责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鲜有鲜明态度,听之任之、置身事外,一副太平绅士派头,致使这些人在自媒体上呼风唤雨;在各种论坛、讲堂上大放厥词;在出版社著书立说传播歪理邪说,竟还尾大不掉,名义双收。对此,党内党外有正义感的人们护党忧党,极端不满,这次,任志强事件只不过是人心向背、力量对比的总爆发。一些所谓的公知、自媒体人又拿出惯用的招数公开搅浑水。他们有的把任志强的行径“洗地”为“行使党内民主的党员权利”,如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有的给爱党护党的理所当然之举扣上“警惕文革遗毒”的帽子,如“地产啸侃”的微信公众号;有的对党章断章取义,故意割舍党章中“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的明确条款,用模糊混乱的表述误导公众,称“要维护党的威信和权威,也不是维护个人的威信和权威,而是维护全党的意志和宗旨”,如网络大V@陈有西……试问,如果连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都不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堡垒不就会任意松动了吗?各级党组织、中共党员如果不向党中央看齐、不向习总书记看齐,“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就成一句空话了吗?试问,如果连在微博上公开向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泼污水”都算“行使党内民主的党员权利”,《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二)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的。发布、播出、刊登、出版前款所列内容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岂不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党校姓党”是党校铁的办学宗旨,“在党言党”是党员的刚性遵循。受党教育多年的名教授、名律师等“任志强们”不会不明白,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对那些在政治上行动上与本党离心离德的党员,西方国家政党也是要执行纪律的,甚至给予开除处分的。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严明党的纪律,首当其冲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早在1980年2月29日,《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就有明确规定:“对于关系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有不同看法,可以在党内适当的场合进行讨论。但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在报刊上进行讨论,应该由中央决定。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各种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党员如有意见,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是绝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也不得在群众中散布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意见。”这就是党的政治纪律!早在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中就明确提出:“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是党员的权利。但是,绝不允许散步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决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决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对“任志强们”执纪追责的呼声,体现的是党内外有正义感的人们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强烈渴望,体现的是“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的人心向背。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任志强长期以来系列违纪违宪言论所形成的一长串“负面清单”都清晰可查,只要具体言论具体分析,就不难得出属于到底该如何处理他的结论。这一点,无论其如何狡辩,公知、自由派和境外势力怎么遥相呼应都“ 赖不了、抹不掉”。要防止形成“破窗效应”,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如果出了问题,情况清楚并且是明显错误的,有关党委必须第一时间表明态度,对护着、哄着的反而要追究责任。其实,在“澄清谬误、明辨是非”、“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方面,有些反面教员、反面教材也有其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在党内外网友给“任志强们”不断“上党课”中已经显现出来。如何使纪律成为真正带电的高压线?如何使“任志强们”不再荒唐地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有关党组织能不能“亡羊补牢”切实履行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上级党委、纪委能否严把执纪问责的纪检监督关?相信接下来这一切,都将在“一堂堂”鲜活可感的“系列党课”中徐徐展开。让我们拭目以待!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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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人物高勇生于1931年。1952年4月进入团中央工作,担任团中央组织部秘书科干事。1959年3月,他调任胡耀邦的机要秘书,直到1964年8月。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勇被打为反革命。其后,高勇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教育部、团中央任职。1983年,他调任邯郸市市委副书记。1985年,他回京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1991年,高勇离休。近日,高勇的新书《我给胡耀邦当秘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九章,共计27万字。在这本书中,高勇回顾了胡耀邦任职团中央书记之后的诸多往事,以及胡耀邦骨灰安放在共青城的历史记忆。据高勇介绍,书中涉及事件多为他亲身经历。2月26日,新京报记者专访高勇,独家揭秘这本书的幕后故事,以及他与胡耀邦交往的历史细节。85岁的高勇穿着深蓝色西服外套,白衬衣扎在高高提起的黑色西裤里,看起来并无八旬老人常有的颓态。高勇家中,电视上方的隔断上,顶层摆着两个印有胡耀邦头像的陶瓷纪念品,往下一层是胡耀邦的铜像。柜子右手边的墙上,挂着胡耀邦为他题写的一幅字,“孜孜不倦”。这位个头不高的老人,谈话间率真坦诚,知无不言,颇有些开明官员的风范。在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他给胡耀邦当了5年多的秘书。那段日子里,他和胡耀邦同住在富强胡同的四合院里,日夜工作,朝夕相处。这些记忆,也在日后汇集成册。“我这本书没有内幕消息”新京报:你的新书《我给胡耀邦当秘书》近日出版了,这本书你写了多久?高勇:一年半吧。1991年我离休以后,先是在一个协会工作,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儿,静不下心。从那边退下来后,写了一年,又改了半年。新京报:书稿的材料来源是哪儿?高勇: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被打成反革命的,被抄家时很多资料都散失了。这本书主要写的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团中央有很多内部资料,我找了一些,力求写得准确。新京报:胡耀邦的家人对这本书有什么评价。高勇:这本书他们还没看到。我这本书写的事情不是很惊人的,也没有内幕消息。但是我写的时候就说,一定要真实。“去年是纪念耀邦的最高规格”新京报:去年胡耀邦百年诞辰,你是否参加了纪念活动?高勇: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印象很深。他对胡耀邦的评价很高,还用了几个新词,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彪炳史册等等。这次对胡耀邦的纪念是最高规格,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胡耀邦文选也出版了。新京报:你还参加别的活动了吗?高勇:当时他们问我去不去湖南、江西,我说不去了。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都去了。现在年龄太大了,老伴身体也不好,就不去了。新京报:最后一次见到胡耀邦是什么样的情景?高勇:最后是在医院,当时他在睡觉,我没和他说话。耀邦退下来之后我去看过他一次,那段时间他在思考问题,在看自己过去的文章有什么错,基本上不接见人。新京报:当时见他感觉他有什么变化吗?高勇:外表上没太大变化,但是不像以前那样谈笑风生了。面容看起来憔悴一些,很疲惫。新京报:胡耀邦的骨灰没有放在八宝山,为什么?高勇:主要是胡耀邦夫人李昭的意见,她在治丧期间曾经跟我们说,想把骨灰放在江西共青城。新京报:共青城安放骨灰时,你是一起护送的。高勇:当时从西郊机场出发,李昭他们和乔石(时任中纪委书记)照了个相之后就上飞机了。陪同的有温家宝(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德中(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提前安排时有个小故事,从江西九江机场到共青城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当时江西只有一辆红旗车,而且经常抛锚,不保险。江西省委想用一辆奔驰车运送,但我们和家属都觉得不合适。因为耀邦生前不坐进口车,只坐红旗车。如果到最后安葬的时候给他换个奔驰车,就违背了他的意愿。后来中办从湖北借了一辆红旗车送了过去。“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大家对胡耀邦的评价?高勇:只要为群众做了好事,群众是不会忘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是知识界、理论界的事情。平反冤假错案让很多人受益。如果不是胡耀邦当时那么抓,是不会平反那么多人的。为什么那么多人怀念他?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包括后来他去世时,我在他家协助接待群众吊唁,青海有一个村民自己走不动了,就派女儿到胡耀邦灵堂去磕个头。群众就是这样的感情。现在每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或者耀邦的生日11月20日,我们到他家里去,经常在客厅里呆着,就突然来几个人,到他那儿磕一个头就走了。新京报:除了他做的事情,跟他个人的情况有关系吗?高勇: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没人办什么公司。而且他这个人接触群众相当多,耀邦到哪儿就一头扎进群众里去,都是跟大家讲怎么富起来的事情。所以人们的印象都很深。他的事情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口碑很好。“他每天睡得比我们晚,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新京报: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你做了他五年多的秘书。你们之间是如何相处的?高勇:我们当时就住在富强胡同6号。那个四合院是三进四合院,我们住在第二进院子里。耀邦的办公室和会客厅在中间的三间房。东边的跨房是卧室和卫生间,西边的跨房是书房。我住的是院里的东厢房,刘崇文(胡耀邦的另一位秘书)在西厢房。我的老婆孩子住前院,耀邦的母亲和岳母、胡德平他们也住前院。当时德平他们都上学了。平时不在家,礼拜天回来。我们平时都住在四合院里边的办公室。耀邦开团中央书记处会议也是在客厅里开。我住的房间有三部电话,一步都离不开。耀邦的办公室没有电话,他不直接接电话。三部电话包括一个普通电话,一个保密电话和一个军用电话。所谓红机子就是保密电话,另外两个是黑机子。军用电话很少用到,除非部队上有人给他打电话。普通电话就多了,机关各个部门都打。保密机有专用线路,只有保密机才能拨通。新京报:工作之外的时间,你们会一起打牌吗?高勇:我不会打牌。他想打牌的时候会说,你把谁谁谁叫来打牌。打牌也是几伙人,都不一样。我曾经跟他一起去顺义、密云等远郊区打兔子,晚上开个吉普车去打兔子,冻得不得了。耀邦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拿个猎枪。汽车灯一照,兔子傻了,站那儿不动,他瞄准了就打。生活上一般我们不在一起吃饭,耀邦吃饭一般都是警卫员李汉平给他端到办公室去,不跟其他人一起吃。他吃饭很快,不管别人。包括请客的时候,他吃完就走了。新京报:他工作上有什么特点?高勇:每天都比我们睡得晚,都是说你们睡去吧。他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一般都是12点之后睡觉。“没有受到过优待,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找他”新京报: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你们保持什么样的交往?高勇:我们经常晚上7点以后去中南海勤政殿看他,和他聊上几句。他愿意跟老熟人谈话,会让大家反映社会上有什么情况。我们没想过沾他什么光,因为他自己很讨厌这个东西。新京报:作为他的秘书,你是否得到过优待?高勇:没有。我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找耀邦。我父亲也是老八路,后来从部队转业。我父亲从大跃进开始受批,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牙都被打掉了。耀邦去世以后,李昭才知道我这个情况,她说你爸爸在那挨整那么多年,你怎么不跟耀邦说一下?我说我自己家的事儿,不好跟他说。“胡耀邦诞辰百年, 我看书稿三百多万字”新京报:你现在和胡耀邦家人保持着什么样的联系?高勇:现在去的也少了。李恒(胡耀邦的女儿)有时给我打个电话,我们俩保持联系。李昭已经94岁多了,身体还可以,但是思维不行,不大认识人了。以前会想半天说你是老高吧,现在不行了,连我都不认识了。新京报:作为胡耀邦身边的秘书,你和其他类似身份的老人联系多吗?高勇:耀邦身边有几个秘书还在世。我们几个也见不着面,都走不动了。遇上耀邦去世或生日的日子,会约一下去看看。新京报:平时都忙些什么?高勇:这两年主要是忙耀邦一百周年诞辰的事情,光看书稿就看了三百多万字。比如我刚才说的,胡耀邦文选的编辑工作。新京报:你现在的生活和胡耀邦依然相关。高勇:是的,这两年特别忙,还接受了一些采访。有找我要相关材料的,有让我提供老照片的,还有人写相关文章给我看的,这些挺多的。新京报:你现在每天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高勇:我现在不看新闻,只看天气预报。每天上午买菜做饭,下午在电脑上看看邮件,晚上一般看戏,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看戏。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采写/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北京报道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闻舆论界和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无不感到欢欣鼓舞。身为共产党员的任志强却不是这样,而是在其个人微博公开发出了割裂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原则、制造党民对立的谬论。公然跟中央精神唱对台戏,这已不是推墙者任志强的第一次了。只要对他近期公开言论稍作梳理,我们就会发现,围绕推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堵他们无法逾越的墙,建立资本主义宪政,任志强连续而系统地发出了如下言论:反对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多党制行不通”的历史结论,声称要反复试验,公然鼓吹打破一党执政,称共产党是垄断的皇权,当今中国是专制加垄断;公然称习近平这届新班子,让车轮倒转,军队枪口对内,鼓吹军队国家化;称被共产主义口号骗了十几年;为美国的种族歧视洗地,认为美国梦更加优秀,鼓吹中国梦和美国梦都是宪政梦,等等。对于任志强上述逻辑混乱、混淆视听的言论,网友都一一作了批判。这里仅就其颇具迷惑性地污蔑我国属于专制制度,推崇美国式所谓民主制度而言,其理论逻辑混乱和用心险恶可见一斑。我国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和专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既有民主的一面也有专政的一面,区别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对资产阶级实行民主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实行民主和对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只有专政没有民主或只有民主而没有专政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只存在需要不断改进的问题,而不存在必须根本否定的问题。认清了这一点,稍有常识和逻辑的人就不难分清任志强的上述言论到底属于合理批评还是反党言论。而有些所谓专家教授却故意模糊了合理批评和反党言论的界限,混淆视听,为其辩护,实乃立场使然。那么,为什么任志强在党的十八大后并不收口,反倒变本加厉、任性妄为地发出系统反党言论呢?这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稳步推进,有力推动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广大党员和群众都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满信心、信任和希望。不忘初心,信念坚定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带领人民沿着中国道路凝心聚力,谱写治国理政的新篇章。这样的好局面继续巩固发展下去,不但国内外颠覆势力扳倒中国的图谋不能得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稳步实现。显然,这与国内外颠覆势力的愿望和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作为代言人的任志强跳出来任性反党也就不足为怪了。值得警醒的是,苏联亡党亡国的大国悲剧殷鉴不远。苏联改革过程中思想领域的混乱、党员反党的破窗效应没有得到有效整治,迅速引发了政治和经济混乱,短短6年时间,一个社会主义大党大国轰然倒塌,大批腐败变节者获得了财富和自由,而人民群众却遭了殃,不管推墙者或鼓吹宪政者用多么美妙的语言来包装和伪装,牺牲人民的利益,成就变节者的所图,这就是他们不可告人的全部秘密。当前,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百年一遇”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蔓延,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扳倒中国”成为国内外颠覆势力的共同目标,因此,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必然集中表现在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以科学应对,才能避免重蹈戈尔巴乔夫的覆辙,犯颠覆性错误,化危为安,变挑战为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根本保证,既要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通过解剖麻雀,掀起对党员任性反党及其言论的讨论和批判,分清是非对错,教育党员,提高思想水平上限;又要使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心上,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挺在前列,守住底线。《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章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那么,对于全然忘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忘记了入党誓言,背叛了对党承诺,违背了党的政治纪律的党员,党组织唯有下决心坚决地清除出去,才能避免其对党的健康肌体的进一步侵蚀,才能消除“破窗效应”,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员队伍才能纯洁,党的事业也才能健康发展,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才能立信发威。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的兴起,涌现了一批如任志强一样的网络大V,他们不仅没把传播主流价值观、回馈社会作为一己之任,反倒是口无遮拦,毫无顾忌,肆无忌惮,博人眼球、撩拨公众情绪,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专门挑那些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别有用心的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反以为个性,屡屡挑战社会道德和价值的底线,而这些错误言论在大V们的“光环”加持下,恶劣影响不容小觑。前几天,国家网信办关闭了罗亚蒙、演员孙海英、王亚军上海、荣剑2001、文山娃、纪昀、大鹏看天下等微博账号。今天,任志强的微博账号也被责令关闭。这一系列重拳给网络大V们敲响了警钟: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言论自由并不等于自由言论,对于任何一个公民,都要守法遵法,依法上网,理性表达;对于党员任志强,更应当有党性底线来约束。在什么山唱什么歌,这是平头百姓都知道的规矩。在党言党,是共产党员恪守党性原则的基础伦理。任志强在身份上是共产党员,他嘴巴上也承认这一点,但他长期以来的吊诡思维与严重违反党纪的丑恶言论,实在恶劣。他一面嘴上喊着信仰共产主义,另一面又叫嚷被“共产主义接班人”口号骗了十几年;在大言不惭标榜自己是“优秀共产党员”的同时,又宣称“我不反对中国共产党”;面对近期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央媒体后强调“党媒姓党”,任志强又跳出来叫嚣“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对此,旁观者会做何感想?上述言论的自相矛盾与逻辑混乱,究竟映衬出任志强脑残,还是内心扭曲,抑或二者皆有?妄图将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对立,任志强意欲何为?任志强早有“任大炮”的外号,其出言不逊层出不穷,不断引发社会争议,他却表现得“越被人骂越来劲”,颇有“人来疯”的意思。任志强很享受挑起事端、口水大战、成为众矢之的的感觉,他也很喜欢将自己包装成“真性情、说真话”的异见领袖。但是,一个人如果长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戏演得越来越过头,藏着的尾巴迟早要暴露。共产党员必须信仰共产主义。任志强却说:“信仰和理想是两回事。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一个东西,信仰不是,好比人们信仰上帝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上帝一样。我信仰共产主义……”一面说信仰共产主义,一面暗喻共产主义不能实现,任志强所谓的信仰难道不是“伪信仰”?拿信上帝作比较更是无厘头,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本来就是两码事。就算顺着宗教的思路来,真信徒相信上帝切实存在,不会因为没有亲眼见过上帝,就认为上帝的存在“不可实现”。任志强既不信上帝,又“伪信”共产主义,精神游离在何处,只有鬼知道。身为党员的任志强,当然不敢说自己不信仰共产主义。但他又在切实嘲讽他认为“不可实现”的共产主义。“我信仰共产主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至少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任意取用,你还能造一个比这个更好的社会吗?”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的“明捧暗贬”,任志强的这种居心,相当险恶。任志强还说“我们这个社会,不少人的想法是被灌输的,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希望唤醒的是独立思考,启发大家自己去想,我们不去判断对错,你自己来判断,这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思考是人类具有创造性、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源泉,这一点不必任志强“语重心长”地重申。任志强真正想狂吠的是“我被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欺骗了十几年”,这实际是他对共产主义信仰与传承的再次否定。他大肆鼓吹的“推墙论”,何尝不是试图给受众“洗脑”?这会,任志强似乎又忘了大家会独立思考。对此,公众显然不会上当。共产党内部不是不允许有不同看法, 可以展开建设性讨论、声明保留意见,但这无法成为与党离心离德者信口雌黄、大放厥词的挡箭牌。身为网络大V的任志强,非但对自身的反党言论与低劣诡辩恬不知耻,反而还总是打着“优秀共产党员”的旗号招摇过市,俨然以“良苦用心者”自居,并对另一些“自由派”、“推墙帮”网络大V给其捧臭脚沾沾自喜。由此必须追问的是,任志强的“优秀共产党员”是怎么混上的?任志强究竟与谁穿一条裤子,到底与谁站在同一个战壕?端起共产党的碗吃饭,放下碗调转“炮口”向共产党开炮,别奢望党性原则了,任志强还有没有做人的底线?同志的本意是志同道合,道不同自然不相为谋。信仰无人强求,信仰必须出于本真地信,谁也没有拽着“伪信”的任志强继续留在共产党内。党章说的很明白,共产党员有退党的自由。如果任志强脸皮够厚、赖着不走,怎么办?高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不光是要严惩党内的腐败分子、治理庸官懒官,那些口是心非或口非心也非的“伪信者”,同样应被认真管理。对这些赖在党队伍中“煽阴风点鬼火”的家伙要么教育他如何守规矩,要么干脆开除出党,是共产党保持自身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然要求。希望任志强还记得履行自己当初在党旗党徽下的誓言,充分做好“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代表模范作用,而不是将自己定位于一个无政治觉悟、无理想信仰、无文化素养的“脱口秀表演者”。借用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评任志强的一句话,“今天他‘成长起来’,又是党员,希望他成为教自由派们既‘很自由派’,又守他们应守规矩的‘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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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中国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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