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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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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日前在调研时,听到某县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县长对不久前发生的一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作检查。在历数了事故发生的前因后果之后,他痛心疾首地说:“这起事故影响大、损失重,给全县抹了黑,给上级领导添了麻烦,教训深刻,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1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我国城镇化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记者注意到,目前农业转移人口正呈集中向大城市、特大城市流动的趋势。国家发改委编写并于日前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显示,中国农民工流向地市级以上的占70%以上,而流向小城镇的不到10%。

杨宜勇认为,应该通过政策明确中央、地方等各级财政承担的比例,而不是全部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与户籍制度相比,徐林称,居住证制度很重要的前提是不能像户籍那样设很多前提条件,这是要重点推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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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面是否是列表页或首页?未找到合适正文内容。“请全局干部职工按时按标准将违规领取的津补贴退回财务室 ”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某局,一则特殊的公告引起了干部职工一阵议论:“这是真的

如何引导农民工向中小城市移动?徐林表示,政府将通过公共资源的配置来尽力改变中小城市和大城市间的差距,特别是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

徐林称,一个地方落户的人多了,给它建设用地的额度就需要与落户数量挂钩。落户人口越多,建设用地规模应该越大。同时,哪个地方农民市民化工作推进得更快、落户得更多、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更好,财政转移支付就对这个地方的规模更大。

实际上,早在2014年3月16日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时就提出:到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

中新社联合国4月22日电 (记者 邓敏 廖攀)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INDC)目标,中国从2016年到2030年将投入30万亿元人民币。

当天,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协议《巴黎协定》的高级别签署仪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出席并签署《巴黎协定》。

随后,解振华在联合国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他指出,张高丽副总理在发言中重点阐述了中方为落实《巴黎协定》拟采取的行动,宣布中方将在今年9月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前完成参加协定的国内法律程序,并将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协定获得普遍接受和早日生效,展现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中的领导力。

解振华强调,“一分纲领、九分落实”,中方愿与各方一道将领导人的政治意愿转化为进一步推进多边进程的切实行动,深入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各项工作,既切实做好国内温室气体减排工作,也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解振华说,虽然世界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仍有分歧,但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要变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为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应对气候变化会有一些负担,但这些负担也为我们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发展的动力。”

解振华称,中国为了实现INDC目标,从2005年到2030年需要的投资是41万亿元人民币(6.7万亿美元)。“2005年至2015年,中国已投入10.4万亿元人民币,从今年到2030年则需要投入30万亿元人民币。”他说,这不仅转变发展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将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等。

而从全球来看,仅相关基础建设就需要90万亿美元投资。“因此,只要各国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兑现自己的承诺,市场是非常广大的,还能增加在这些领域的就业机会,对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有帮助。”

解振华说,中国所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和目标,既是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应负的责任担当。我相信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会积极、负责任地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对《巴黎协定》的生效和全球合作共赢地应对气候变化,抱有很大信心。

省委向中央看齐,当然是各位地方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回到政知局刚刚学习的这份吉林省委工作规则,里面明确说明,省委每年至少向中央专题报告1次抓党建工作情况;省委应当每年向党中央作1次全面工作情况报告,执行党中央某项重要决定的情况应当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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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想法是,随着居民在一个地方持有居住证的时间越长,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的水平与户籍人口的水平差距就越小,这是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徐林说。

破除“群众急、我不急”,最根本在于解决好自身角色定位问题。那些庸官懒官怠官,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没有当官老爷的权力。把这个问题搞清了,就不会怠慢群众,就会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群众的利益看得比天大。

徐林称,一个地方落户的人多了,给它建设用地的额度就需要与落户数量挂钩。落户人口越多,建设用地规模应该越大。同时,哪个地方农民市民化工作推进得更快、落户得更多、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更好,财政转移支付就对这个地方的规模更大。

虽然各省的节奏不同,议题各有侧重。其实关注大时政的朋友们都能发现,他们研究讨论的许多具体方案,此前中央都已有部署和安排。换句话说,现在是各省群策群力让大政方针“落地”的时候了。

徐林坦言,这是因为大城市、特大城市聚集资源、聚集要素的效率更高。

这两个省份应是全国最先出台相应规则的。

其三,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前些天各省一季度经济数据相继出炉,省政府也就此召开不同的会议研究安排。这一周,如吉林和四川的省委常委会都听取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当然,从省委常委会层面看,讨论的问题更为宏观深远。像安徽省委常委会研究通过《安徽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深化全省国资国企改革的实施意见》《安徽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山西研究讨论《关于省属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实施办法》。




(责任编辑:捉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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